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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走馬樓簡牘專區》汉末吴初长沙郡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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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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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汉末吴初长沙郡纪年(1)
作者:王素
原刊《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出版
網上來源: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e01/610.html


本纪年系仿罗振玉先生《高昌麹氏年表》、黄文弼先生《高昌麹氏纪年》、唐长孺先生《高昌郡纪年》之例,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出土文献为辅,为汉末吴初长沙郡历史进行编年,作为新近出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辅助材料。目前整理的吴简,起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止孙吴嘉禾六年(237年)。本纪年起孙坚任长沙郡太守的东汉中平四年(187年),亦止孙吴嘉禾六年(共五十一年),时间大致相当。
  本纪年起止时间内,长沙郡的统治主要经过了四个时期:(一)孙坚统治时期——中平四年(187年)至初平元年(190年);(二)刘表统治时期——初平元年(190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三)刘备统治时期——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建安二十年(215年);(四)孙权统治时期——建安二十年(215年)至嘉禾六年(237年)。孙坚以太守统治长沙,刘表以州牧统治长沙,刘备以诸侯统治长沙,孙权以帝王统治长沙,统治者的角色不同,长沙郡的地位不同,本纪年的记述方式也不尽同。这一点,请读者自行鉴别,无须赘述。
  本纪年所引吴简,分见二书:一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者:胡平生、李均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二册,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一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者:王素、罗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上、中、下三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文中不再注明。本纪年最后另有“附考”三篇,为:(一)关于程普任长沙郡西部都尉问题;(二)关于汉末吴初的长沙蛮、长沙贼和长沙山贼;(三)关于东汉孙吴时期长沙郡的经济、文化状况。

东汉中平四年(187年)丁卯岁

  十月,因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诏以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坚到郡,察举孝廉,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亲率荆州从事朱治及诸将士等,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

  是年前后,长沙已有邮舍及市集。

  简按: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号称孙武之后。少为县吏,郡府召为假尉,迁郡司马。熹平元年(172年),以讨破会稽妖贼许昌等功,受到朝廷赏识,除徙盐渎、盱眙、下邳等县丞。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事,以及稍后凉州边章、韩遂作乱,坚参与剿抚,更显超强平乱能力。长沙贼区星起事,遂有是命。又,是年,受“黄巾”起事影响,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天下已呈乱亡之兆。五月,故中山相张纯、故泰山太守张举等联络乌桓同反,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竟移书州郡,云当代汉,令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长沙贼区星起事,虽为是年众多民变中之一起,但声势较去年十月武陵蛮起事更为浩大,对此后荆南政局颇有影响。

  备注:长沙贼区星起事,《吴书•孙坚传》系于中平三年(186年),恐误,兹从《后汉书》及《通鉴》。《后汉书•灵帝纪》记作:“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注云:“观,姓;鹄,名。”《通鉴考异》认为应“从陈寿《吴志》”作“区星”。《通鉴》卷五八胡三省注云:“区,乌侯翻,姓也;又如字。”“区”为长沙大姓。如《史记•屈原列传》“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条《正义》引《续齐谐记》云:“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吴简亦颇多“区”姓。满田刚认为“区”有可能是蛮姓。见《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に见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1集,东京,2001年,80~93页。关于“长沙蛮”和“长沙贼”,参阅本纪年“附考”(二)。又,长沙有邮舍及集市,见于《太平御览》卷六六四道部尸解条引《阴君自序》,原文为:“成仙公名武丁,桂阳人也。后汉时为县小吏,少言大度,兼通经学,不从师授,有自然之性。以吏事至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视市,见二人张白盖相从而行,与仙公曰:‘君当得地仙耳。’令还。仙公病卒尸觧。”其事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三神仙类成仙公条引《神仙传》,其后提到桂阳“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鉴”。据《后汉书•公孙瓒传》云:“(袁)术遣(公孙)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以及《三国志》等书记周昕仕历,周昕任桂阳太守与孙坚任长沙太守大致同时。因系于是年。竹简颇多邮、市记载,如“邮卒”、“驿马”、“市吏”、“市掾”、“市士”、“市租钱”、“市具钱”,等等,为研究当时邮、市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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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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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平五年(188年)戊辰岁

  是年,周朝、郭石、苏马等亦帅徒众起于零(陵)、桂(阳),与区星相应。长沙太守孙坚与荆州刺史王叡、新任司马朱治等越境寻讨,三郡肃然。坚以前后功,封乌程侯。朱治亦有功,坚表治行都尉。王叡以坚武官,言颇轻之,二人遂结怨。

  简按:是年三月,太常刘焉见王室多故,认为此由刺史威轻,建议改置牧伯,朝廷从其议,遂以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史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盖刺史(俗称“使君”)仅为中央监察官,而州牧(“牧”指“牧民”)则为地方军政首脑也。但此时王叡仍为荆州刺史,并无处置太守之权,其与孙坚结怨,终酿杀身之祸(见本纪年初平元年条)。

  备注:《吴书•孙坚传》仅记周朝、郭石起事,时间不详。同书《朱治传》系于中平五年,又增加苏马,兹从之。零、桂二郡为荆南四郡中最南二郡,与长沙关系密切。其中,零陵竹简有载,如“月卅日零陵”(简1158)。桂阳竹简虽然暂时未见,但所属耒阳县现存孙吴凤凰元年(272年)九真太守谷朗碑(此碑原藏谷府君祠,后迁杜公祠,现藏蔡侯祠,2001年4月中旬,笔者南游耒阳,曾亲见之)书法隶中带楷,与长沙吴简属于一系。又,“治行都尉”,汉末三国仅此一见,属于因事立名的非常任官职。竹简亦有“立义都尉”(简1134)、“武猛都尉”(简2255),前者仅见《吴书•孙和传》注引《吴历》载孙晧诏(屈干、屈恭),后者仅见《后汉书•何进传》和同书《公孙瓒传》(均为丁原),性质大致相同。《晋书•职官志》云:“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盖指此而言。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己巳岁

  是年,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长沙太守孙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媿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

  是年之前,长沙郡有十三县,依次为:临湘、攸、茶陵、安成、酃、湘南、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醴陵、容陵。凡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

  简按:前年孙坚敕吏曰:“以盗贼付太守。”今年坚又答主簿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加上去年荆州刺史王叡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可见当时太守以武事为主职。前年攻克长沙区星,属郡内征伐。去年讨灭零、桂周朝、郭石、苏马等,属越郡征伐。今年救援宜春,宜春隶豫章,而豫章隶扬州,更属越州征伐。亦可见当时太守兵权之重。当时太守俗称“郡将”,后世太守多带将军号,均与此有关。又,是年四月,灵帝死,皇子辩即位,是为少帝,改元光熙。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新任并州牧董卓入京。八月,何进为宦官所杀,袁绍等尽诛宦官,少帝改元昭宁。九月,董卓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协为帝,是为献帝,又改元永汉。此后,董卓专政,诛杀异己,并诏废光熙、昭宁、永汉三号,复称中平六年。关东群雄谋讨董卓,三国时代拉开序幕。

  备注:孙坚救援宜春事,见于《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时间不详,据叙事在讨灭零、桂周朝、郭石、苏马等之后,暂系于是年。又,是时长沙郡领县及户口数,系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四》。但司马彪《郡国志》记东汉郡县沿革,原仅至顺帝(126~144年),冲、质、桓、灵以降未及。而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三国郡县沿革,亦仅始于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其间存在空白。为使能够衔接,暂将《郡国志》所记长沙郡情况系于是年。其中,“十三县”原作“十三城”,意思相同。竹简暂时见有临湘、攸、安成(“成”原作“城”,误)、连道、益阳、下隽、罗、醴陵八县。其中连道,竹简记有:“入新吏烝勉还连道黄武年米七”(简1798)、“其二斛四斗新吏烝勉还连道县黄武六年米”(简2220),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连道故城条:连道,汉置县,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晋属衡阳郡,南北朝宋省入湘乡。故城在今湖南湘乡县西一百六十里。其余诸县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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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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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庚午岁

  正月,关东群雄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长沙太守孙坚起兵响应。

  二月,孙坚率长沙子弟兵北上。途经武陵,以旧怨,杀荆州刺史王叡;途经南阳,以粮草缺供,又杀南阳太守张咨。董卓见群雄将至,胁献帝迁都长安。

  三月,孙坚以袁术先曾表己假中郎将,至鲁阳,与袁术合兵。袁术又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同月,因荆州刺史王叡被杀,长沙太守孙坚改官,诏以刘表为荆州刺史,苏代为长沙太守。

  是年,刘表初至荆州,宗贼甚盛,苏代为吴人,亦不服,与华容长贝羽及江夏贼张虎、陈生等各拥兵割据,荆州大乱。表与中庐蒯良、蒯越及襄阳蔡瑁等谋,最终采蒯越策,恩威并施,诛宗贼无道五十余人,其余抚而用之,人心归附,荆州八郡,传檄而定。遂徙治襄阳,专制荆州。

  简按: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号称汉景帝子鲁恭王刘余之后。身长逾八尺,姿貌温伟。因参与党争,名列“八顾”(一座“八俊”)之一。诏书捕案党人,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迁北军中候。至此,代王叡为荆州刺史。又,《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宴请南阳太守张咨,“长沙主簿”屡入白坚,数南阳地方及太守张咨罪过,知孙坚此次北上讨伐董卓,所率系长沙子弟兵。长沙子弟兵素以勇猛著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瑌石武夫”(《子虚赋》)条《集解》引《汉书音义》云:“瑌石出雁门,武夫出长沙也。”此为历史上“湘军”首次出境远征,具有重要意义。又,据《续汉书•郡国四》,荆州原仅七郡,依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刘表平定荆州八郡,《汉官仪》谓指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南阳、江夏、南郡、章陵八郡。其中章陵,原名舂陵,故属南阳,系光武帝故里,先改为县,后又升为郡。《通鉴》卷五九同年三月胡三省注云:“为刘表专制荆州张本。”亦具重要意义。

  备注:关于孙坚杀王叡、张咨的经过及细节,史籍记载多不相同,参阅《后汉书•刘表传》、《吴书•孙坚传》注引《王氏谱》、《吴录》、《吴历》、《献帝春秋》,此处不赘。史籍未记孙坚杀王叡的地点。《续汉书•郡国四》武陵郡汉寿县条云:“刺史治。”《通鉴》卷五九同年三月胡三省注亦云:“荆州刺史本治武陵汉寿。”《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云:“(荆州刺史王)叡举兵欲讨(董)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也说明当时荆州刺史与武陵太守确实同在一地办公。故定于武陵。武陵郡为荆南四郡中最西之郡,与长沙关系亦甚密切,竹简亦有载,如“鎌(?)佐武陵梁审年卅见”(简5817)。又,此次刘表平定荆州,除诛宗贼首恶五十余人外,并未伤及所属郡、县守、长甚至江夏贼张虎、陈生等。《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载蒯越献策有云:“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据此,则苏代作为长沙太守,似乎仍有可能留任。惟《后汉书•刘表传》前称“江南悉平”,接云:“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苏代亦有可能辞去长沙太守,另谋他就。但留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辛未岁

  是年,豫州刺史孙坚击刘表,与表将黄祖战于樊、邓之间,为祖部曲兵所射杀。坚所举孝廉长沙桓阶诣表请坚丧,表义而许之,归葬曲阿。坚兄子贲率余部就袁术,术又表贲为豫州刺史。

  备注:关于孙坚卒年,史籍记载多不相同,参阅《通鉴》卷六○同年《考异》。桓阶,《魏书》有传,云:“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会坚击刘表战死,阶冒难诣表乞坚丧,表义而与之。”注引《魏书》云:“阶祖父超,父胜,皆历典州郡。胜为尚书,著名南方。”据此,“桓”应为长沙大姓。长沙桓氏史籍常见。如《续汉书•五行五》死复生条曾记:“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又如桓阶有弟名彝,仕吴至尚书,为孙綝所杀,《吴书•孙綝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建康实录》卷三太平三年(258年)条注云:“彛字公长,临湘人也,魏尚书令阶之弟也。累迁尚书,以正直见杀。”而嘉禾四年(235年)田家莂中正有“州吏桓彝”(简509),竹简亦记有“宜阳里户人公乘桓彝年卅五真吏”(简9143),从时间上判断,有可能正是此人。满田刚认为“桓”也有可能是蛮姓。见本纪年中平四年(187年)条引《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に见える姓について》。可备一说。

东汉初平三年(192年)壬申岁

  十月,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

  备注:是年四月,董卓为王允所杀;六月,董卓将李傕、郭汜陷长安,杀王允等,关中大乱。据《后汉书•刘表传》和《魏书•刘表传》,刘表之荆州牧,系李傕等欲结表为外援,而挟天子所授也。

东汉初平四年(193年)癸酉岁

  正月,袁绍以子谭为青州刺史。是时北土凋敝,青州亦甚,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不入一。

是年,颍川杜袭南适长沙。

  备注:青州著籍及赋税情况,系据《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其时户口文件,或称“簿”,或称“籍”,统称为“簿籍”。如《蜀书•后主传》有“士民簿”,《魏书•赵俨传》有“诸营兵名籍”,《晋书•范汪附子宁传》统称为“文书簿籍”。过去未见孙吴时期户口簿籍实物,仅扬州博物馆藏有一方孙吴时期徐州广陵郡兴县永康里铭文砖,文为:“孙少父年一百,食口卅人,广陵郡兴县永康里散部曲将孙公。”应与户口簿籍有关。竹简则有众多不同形制的户口簿籍,为研究孙吴时期户口簿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杜袭何时南适长沙,未见明确记载。《通鉴》卷六二在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末曾追述杜袭等避乱荆州事,但未提及袭是否南适长沙。据《魏书•杜袭传》云:“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袭遂南适长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杜袭南适长沙应在建安元年(196年)前,因暂系于是年。又,《后汉书•儒林•颍容传》云:“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颍容于荆州讲学,与杜袭南适长沙大略同时。颍容讲学之地,应在荆南,可能就在武陵,也可能在长沙,刘表欲用容为武陵太守,恐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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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甲戌岁

  是年,徐州牧陶谦卒,别驾麋竺奉遗命,迎刘备领徐州。

  同年,孙坚子策至寿春投奔袁术,术以坚部曲千人还策。

  简按: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号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然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因从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屡迁高唐令。公孙瓒表为别部司马,屡转平原相。后投靠徐州牧陶谦,谦表为豫州刺史。至此,代陶谦领徐州。又,孙策字伯符,年十余岁,已交结士夫,声誉蔚起,与周瑜尤相得。坚死,初渡江居江都,继依舅氏丹杨太守吴景及从兄丹杨都尉孙贲,并自行招募,得数百人。是年,遂投奔袁术。

东汉兴平二年(195年)乙亥岁

  是年,孙策渡江,袭破扬州刺史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于是,所向披靡,初于江东立足。

  简按:孙策能够脱离袁术,经营江东,得力于孙坚故吏朱治的潜心谋划。《吴书•朱治传》云:“会坚薨,治扶翼策,依就袁术。后知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孙策能够在江东扫荡群雄,自立门户,得力于孙坚故将程普、黄盖、韩当等的竭力支持。如是年孙策独斗太史慈,《通鉴》卷六一云:“策从骑十三,皆坚旧将辽西韩当、零陵黄盖辈也。”东汉以降,“门生故吏”在政治领域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吴郡孙氏得以重振,此亦为重要转机。

  备注:关于邸阁,传世文献记载颇多,吴简亦有大量记载,有关研究情况,参阅: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6~44页;黎石生《邸阁源流初论》,《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38~545页;同氏《试论三国时期的邸阁与关邸阁》,《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113~116页;刘聪《吴简中所见“关邸阁”试解》,《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176~177页;伊藤敏雄《长沙走马楼简牍中の邸阁•州中仓•三州仓について》,《九州岛岛大学东洋史论集》31号,2003年4月,67~89页。等等。

东汉建安元年(196年)丙子岁

  十月,曹操拜司空,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

  是年,曹操初置屯田都尉,募民于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同年,刘备为吕布所败,投奔曹操,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

  简按:是年正月,献帝因逃脱李傕、郭汜追踪,改元建安。七月,献帝至洛阳。八月,曹操诣洛阳,迎献帝迁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代自此开始。

  备注:曹操拜司空,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事见《魏书•曹洪传》注引《魏略》,原文为:“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洪字)耶。’”此为研究“户赀”制度重要资料。孙吴亦有此类资料。如:《吴书•三嗣主传》景帝孙休永安七年(264年)条云:“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赀财及男女二百余口。”此处“赀财”可能泛指家产。同书《周鲂传》云:“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此处“辇赀”之“赀”则应指“户赀”。竹简“凡口”及“右某家口食”一类简下均有“訾若干”之记载。此处“訾”通“赀”。《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云:“以訾为郎。”师古注云:“訾读与赀同。赀,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竹简为研究当时“户赀”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东汉建安二年(197年)丁丑岁

  夏,曹操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

东汉建安三年(198年)戊寅岁

  是年,长沙太守张羡因倔强不顺,不被荆州刺史刘表礼敬,遂纳桓阶之说,率零陵、桂阳等郡叛表,并遣使诣曹操,表示归附。

  同年,孙策遣张纮献方物,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进封吴侯。

  简按:《后汉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曰:“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守,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因是怀恨,遂畔表。”《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略同,惟“先作零陵、桂阳守”之“守”作“长”,意思大变。应以作“长”为是。此前,长沙区星起事,零陵、桂阳周朝等响应。张羡由零陵、桂阳长升任长沙太守,率部叛表,零陵、桂阳等郡亦响应。足见荆南诸郡,长沙实为“马首”。此为研究当时荆南政局所应注意者也。

  备注:张羡何时出任长沙太守,未见明确记载。张羡何时背叛刘表,记载亦不相同。《魏书•桓阶传》云:“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刘)表举州以应绍。阶说其(长沙)太守张羡……曰:‘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羡曰:‘善。’乃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太祖。太祖大悦。会绍与太祖连战,军未得南。”曹操、袁绍官渡之战,在建安五年(200年)。据此,则张羡叛表应在建安五年之后。但同书《刘表传》记“长沙太守张羡叛表”在官渡之战前。《后汉书•刘表传》更明确系张羡叛表在建安三年。《通鉴》卷六二即采建安三年说,并附《考异》述其原委,兹从之。

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己卯岁

  十一月,曹操使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与荀彧书,以为:“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

  十二月,孙策率大军至沙羡,大破刘表及黄祖联军,已有吞并荆州之心。

  是年,刘表攻张羡,围长沙,然连年不下。

  同年,刘备脱离曹操,杀徐州刺史车冑,与袁绍连兵,共抗曹操。

  简按:是年,荆州诸郡,除长沙外,均在刘表牢牢掌握之中。然《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云:“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孙策已令周瑜、吕范、程普分别遥领江夏、桂阳、零陵三郡太守。可见孙策已有吞并荆州之心。

  备注:卫觊镇抚关中,因“还民”事,与荀彧书云云,原出《魏书•卫觊传》,并无明确时间。《通鉴》卷六三系于是年十一月,兹从之。关于“还民”,亦仅此一见,意思不明。但竹简颇多“还民”资料。如:“其廿九斛为黄龙三年还民所贷米”(简3137)、“其六十一斛六斗新还民嘉禾元年限米”(简2132)。等等。其中“限米”,据《吴志·三嗣主传》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壬子诏云:“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知为当时非国家“正户”所交之米。孟彦弘遂认为:“还民”应指过去曾一度脱籍,现在又重新归附的百姓。“还民”虽然重新附籍,但身份仍具一定的特殊性。见《释“还民”》,《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170~171页。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庚辰岁

  正月,曹操击破刘备,备投奔袁绍。

  四月,孙策死,弟权嗣立。时权仅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等数郡地,乃以张昭为师傅,周瑜、程普、吕范、太史慈等为将军,鲁肃、诸葛瑾等为宾客,讨不从命,继续扩张。

  九月,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

  是年,张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为太守。刘表攻怿,陷长沙,遂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关西、兖、豫学士归者亦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简按:孙权字仲谋,年十五,已任阳羡长,后郡察孝廉,州举茂才,从兄策征破庐江太守刘勋,颇见才能。是年嗣立,也不过十九岁。

  备注:此处“南收零、桂”,原出《魏书•刘表传》,《后汉书•刘表传》作“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岭)”,意思不尽相同。《魏书•桓阶传》云:“(长沙)城陷,阶遂自匿。久之,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可为刘表“爱民养士”注脚。同传接云:“阶自陈已结婚,拒而不受,因辞疾告退。”此后,直至曹操占据荆州,桓阶始出仕魏,官至尚书令。可见荆士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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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六年(201年)辛巳岁

  是年,曹操再破刘备,备投奔刘表,表益其兵,使屯新野。

东汉建安七年(202年)壬午岁

  是年,刘表使刘备北伐,至叶,败曹操将夏侯惇等。

  同年,孙权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已有称孤之志。

  简按:此处“父兄”、“六郡”,《通鉴》卷六四是年条胡三省注云:“父,谓孙坚;兄,谓孙策。六郡,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也。”《续汉书•郡国四》列扬州六郡,依次为: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豫章。前注庐陵为孙策分豫章新置。后志九江此时尚未为孙权所有。即此时扬州七郡,孙权已有其六,足以雄踞江东,偏安一隅了。

东汉建安八年(203年)癸未岁

  是年,豫章贼攻没长沙醴陵县亭,杀略吏民。

  备注:此事出《续汉书•五行三》山鸣条,原文为:“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水经注》卷三八湘水条引《续汉书•五行志》作:“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县亭,杀掠吏民,因以为候”。《舆地广记》卷二六荆湖南路醴陵县条云:“建安八年,县有大山常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县亭。”《武经总要•后集》卷一六山鸣条云:“汉献帝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吼声。数年后,豫章贼攻陷醴陵,掠吏民。”亦应出自《续汉书•五行三》,惟后条“数年后”应为“积数年。后”之省误。“醴陵县有大山”,又见《续汉书•郡国四》长沙郡醴陵县条注引《荆州记》,原文为:“县东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床石臼。”从《五行志》记事来看:先有明确纪年,即“建安八年”;继述其事,称“积数年”;最后称“后豫章贼”云云。豫章贼攻没醴陵县亭,杀略吏民,实际应为建安八年或是年稍后之事。此外,据记载,“豫章贼”为祸,亦系孙权嗣立初年之事。如《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记孙权初嗣,“士民狼狈,颇有同异”,遂“攻破豫章贼率周凤等于南城”。又,同书《蒋钦传》云:“初,钦屯宣城,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亦均在孙权嗣立初年。据此,暂系此事于是年。

东汉建安九年(204年)甲申岁

  是年前后,陆逊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备注:此据《吴书•陆逊传》。张泽咸、郭松义谓江南屯田始于孙吴,见诸记载此条为最早。参阅《中国屯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30~35页。较本纪年建安元年(196年)条所记曹操初置屯田都尉,募民于许下屯田,晚了七、八年,是否有意模仿,不得而知。嘉禾吏民田家莂反映的土地性质,已有屯田之说。参阅:曹砚农《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看吴国在长沙郡的国家“营田”》,《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8日第7版;吴荣曾《孙吴佃田制中的租赋问题》,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8月16~19日。竹简中,则不仅有“屯田司马”、“郡屯田掾”一类官职,还有“屯田吏”、“屯田兵”、“郡屯田民”一类身份;此外,还有“佃帅”、“佃师”、“佃吏”、“佃卒”等一类身份,从竹简见有“屯佃民”一词来看,此类带“佃”字的身份,也可能与屯田有关。于振波认为吴简所见“限米”均为“屯田”缴纳之米,见《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1月9日首发。则将屯田规模更为扩大。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东汉建安十年(205年)丁亥岁

  是年前后,刘备与长沙吴巨交好,又以长沙罗侯窦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刘封为养子。

  简按:刘备初至荆州,即与长沙吴巨交好,又以长沙刘封为养子,可见刘备与长沙关系之深。这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备注:吴巨(“巨”一作“臣”,误),长沙人,仕至苍梧太守。事见《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吴书•士燮传》、同书《步骘传》、同书《薛综传》、《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条引《交广春秋》等。“吴”为长沙大姓,嘉禾吏民田家莂及竹简多见此姓,不赘举。关于刘封出身,仅见《蜀书•刘封传》,原文为:“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此处“罗侯”可作二解:一指罗县。竹简常见此县。如:“乾锻佐罗刘巴年廿一见”(简5892)、“钱佐罗朱惊年卅见”(简6603)、“右罗师佐四人”(简6653)。等等。《史记•屈原列传》“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条《集解》引应劭曰:“汨水在罗,故曰汨罗也。”《正义》云:“故罗县城在岳州湘阴县东北六十里。春秋时罗子国,秦置长沙郡而为县也。”《水经注》卷三九㵋水“西过长沙罗县西”条云:“罗子自枝江徙此,世犹谓之为罗侯城(一本无“城”字)也。”即罗县俗称罗侯城,简称罗侯。一指窦瓌。《后汉书•窦融附曾孙宪传》记窦宪败,云:“(其弟)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谮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瓌令自杀。”注云:“罗,县,属长沙郡,在今岳州湘阴县东北。”但如指窦瓌,刘封为窦瓌之后,则其中“寇”应为“窦”之音误。此解牵强,应以前解为是。又,“刘”为长沙大姓。长沙刘氏史籍常见。如东汉有刘寿,仕至司徒。《后汉书•顺帝纪》永和三年(138年)九月条云:“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注云:“寿字伯长,临湘人也。”又有刘嚣,仕至司空。同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六月条:“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注云:“嚣字重宁。”又孙吴有刘卓,曾官选曹令史。《太平御覽》卷三九九人事部应梦条引《列异传》云:“吴选曹令史长沙刘卓。”又卷六九三服章部衫条引《魏文帝别传》云:“吴选曹令史长沙刘卓字德然。”吴简“刘”姓更多,且有刘里、刘里丘等地名,值得注意。

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丁亥岁

  是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亮建议先兼并荆、益,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一旦天下有变,则可命荆州之军出宛、洛,益州之众出秦川,成就霸业,复兴汉室。

  同年,河东裴潜原避乱荆州,见刘表将败,南适长沙。

  简按:自中原板荡,北士南下,多避乱荆州,或南适长沙。本纪年初平四年(193年)条和建安五年(200年)条已经言及,不另赘述。其中,堪称国士者,除先后南适长沙的颍川杜袭、河东裴潜外,还有山阳王粲、颍川赵俨、颍川繁钦、西平和洽、河内司马芝等,而刘表均不知所用。正如《魏书•王粲传》载王粲奉觞贺曹操所云:“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以至陈留毛玠“将避乱荆州,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遂往鲁阳”(同书《毛玠传》)。后来,此辈多为曹魏所用,为吴、蜀所用者极少,三分天下,一强二弱,自应与此有关。

  备注:裴潜何时南适长沙,未见明确记载。《魏书•裴潜传》云:“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太祖定荆州,以潜参丞相军事。”推测在刘表卒前。暂系于是年。吴简屡见一种名为“士”的身份。高敏认为应指当时从北方南徙的读书人及其后代。见《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文物》2000年第10期,79~84页。即指此类北士而言。但仅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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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戊子岁

  正月,曹操既统一北方,遂于邺作玄武池,训练舟师。七月,曹操南征荆州。

  八月,刘表病卒,少子琮嗣立,人心不附。刘备因与新任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有旧,欲往投之,经鲁肃劝阻,始自樊城奔江南。此行,荆楚群士及刘表故旧吏士从之如云。

  九月,曹操攻荆州,刘琮降。操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

  十月,孙权将周瑜大败曹操于赤壁。曹操留兵守江陵、襄阳而还。行前,欲遣长沙临湘人桓阶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阶辞不如零陵烝阳人刘巴。巴奉曹操命往零陵,三郡已为刘备所有,归路且断,遂远适交趾,后终投蜀。

  是年,刘备表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为荆州刺史,并南征荆南四郡,长沙太守韩玄及武陵太守金旋、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初,中郎将黄忠与刘表从子盘共守长沙攸县,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至是,亦随韩玄降。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驻长沙临烝,使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又以从事廖立为长沙太守、偏将军赵云为桂阳太守。

  简按:刘备奔江南,荆楚群士及刘表故旧吏士多从之,对于本纪年建安十二年(207年)条提到的吴简所见“士”身份的研究,亦具重要意义。又,刘备、曹操争夺荆南诸郡,既是当时关于长沙的最重要事件,也是当时关于刘备生死存亡的最重要事件。即使《三国演义》,也用了二回的篇幅(第五十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取桂阳”和第五十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集中予以详述,说明意义确实非同一般。

  备注:此处“吏民”,为专门词汇,史籍、吴简均常见,关于其意义,参阅王素《说“吏民”——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札记》(一),《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7日第7版,不另解说。黄忠等所守之攸县,竹简记有:“鎌师攸谢颀年卌二”(简6415)、“乾锻佐攸张元年卅一单身见”(简6602)、“刚佐攸唐多年卅一见”(简6693)。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攸县故城条:攸,汉置县,属长沙国,后汉迄刘宋均属长沙郡。该县北带攸溪,盖以溪名县。故城在今湖南攸县东。诸葛亮所驻之临烝,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八一衡州府古迹类临烝故城条:后汉置县,隋省,唐武徳四年复置,开元二十年改曰衡阳。汉末吴初属长沙郡,此后先后属衡阳郡和湘东郡。其城东傍湘江,北背烝水,故名临烝。故城即今湖南衡阳县治。吴简多“烝”姓,即与烝水、临烝等有关。参阅王子今、马振智《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记》,《文博》2003年第3期,46~49页。又,廖立何时出任长沙太守,未见明确记载,据《蜀书•廖立传》先云:“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接云“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因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亮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入蜀在建安十六年,则廖立出任长沙太守应在此前。暂系于是年。

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己丑岁

  是年,周瑜破曹操将曹仁兵,攻占江陵。孙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

  同年,荆州刺史刘琦卒,刘备自领荆州牧,孙权令周瑜承认荆南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属于刘备之事实。刘备立营于油口,改油口名公安。

  简按:刘备领荆州牧事,《通鉴》卷六六是年条记作:“会刘琦卒,(孙)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蜀书•先主传》则云:“(荆州刺史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一为孙权委任,一为刘备自封,似不相同,却均可成立。盖赤壁大破曹操,固然功在孙权,但刘备实际已有荆州大部,亦为既成事实,在此情况下,刘备先自封与孙权后认可,是当时最好的处理方式。另参本纪年建安十五年(210年)条。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庚寅岁

  是年,刘备因吏士多而土地少,亲诣京口见孙权,求兼督荆北诸郡,以周瑜疏谏,无功而返。无何,周瑜卒。孙权初以程普代瑜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之共拒曹操,权从之。权遂改以程普领江夏太守,分南郡之州陵县和长沙郡之汉昌、刘阳、下隽三县置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简按:此所谓刘备“借荆州”。据宋唐庚《三国杂事》卷下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周瑜言备枭雄不宜以土地业之条云:“汉时荆州之地为郡者七,刘表之殁,南阳入于中原,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从之,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既退,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则六郡之地,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犹韩信之言假也,虽欲不与,得乎?鲁肃之议,正合(张)良、(陈)平蹑足之几,而周瑜独以为不然,屡胜之家,果不可与料敌哉!”所言甚是。当时荆州六郡,刘备已有其五,甚至更多,假借之名,实是给足孙权面子,孙权纵欲不借,大战之后,兵力未复,亦无如之何。故不如先有假借之名,留待日后慢慢清算。而分置汉昌郡,亦为双方妥协之结果。

  备注:《吴书•吴主传》同年条仅云:“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至魏黄初二年(221年)有汉昌郡,云:“建安末年罢省。”仅一县,即汉昌,云:“余县未详,疑即吕蒙为太守时所食汉昌、刘阳、下隽、州陵四县也。”按;汉昌置郡,所辖自然不应仅汉昌一县。因而吴、杨二氏云云,不无道理。唯所据仅《吴书•吕蒙传》所云:“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稍欠周全。同书《周瑜传》记赤壁战后,“(孙)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即在分置汉昌郡之前,已将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四县作为一个可以分割的整体。需要强调的是:此四县并非均属长沙。其中州陵,两汉以来一直属南郡。也正因如此,此四县能够在周瑜任南郡太守期间,短暂分属南郡。周瑜卒,鲁肃代任。同书《鲁肃传》云:“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鲁肃)焉。”鲁肃为第一任汉昌太守,仍然食此四县,则此四县无疑应为汉昌郡基本属县。鲁肃卒,吕蒙代任汉昌太守,也仍然食此四县,则此四县也应为汉昌郡基本属县。建安末年,省汉昌郡,仍将州陵属南郡,下隽、汉昌、刘阳属长沙郡。其中下隽,竹简记有:“鑢佐下隽崇客年卅八见”(简5932)、“汥佐下隽杜隆年卅五见”(简5964)。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九武昌府古迹类下隽故城条:下隽,汉置县,属长沙国,后汉至晋属长沙郡,宋、齐俱属巴陵郡,隋省入蒲圻。故城在今湖北通城县西。汉昌、刘阳,吴简亦有载。汉昌,吴改为吴昌,竹简记有:“别佐吴昌黄启年卅见”(简6612)、“凡吴昌领师佐十四人弟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一人”(简5908)。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九岳州府古迹类汉昌故城条:后汉置县,属长沙郡,隋省入罗县,唐改置昌江县,五代后唐改曰平江,故城在今湖南平江县东。刘阳见本纪年黄龙元年(229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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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辛卯岁

  是年,刘璋遣法正使荆州,迎刘备入蜀,欲借其力击张鲁。刘备遂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同年,孙权始徙秣陵。

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壬辰岁

  九月,孙权建石头城于秣陵,徙居之,改名建业。

  十二月,刘备据涪城,欲攻刘璋。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甲午岁

  四月,刘备围雒城一年,庞统为流矢射杀,终于克之。诸葛亮闻刘备西征不利,留关羽守荆州,率张飞、赵云等泝流西上,连克巴东、巴郡、江阳、犍为、巴西等郡,与刘备会于成都。五月,刘璋降,刘备领益州牧。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乙未岁

  是年,刘备既得益州,孙权索要荆州诸郡,备虚辞推诿,权径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吴置长吏,权大怒,遣吕蒙、吕岱等督兵取三郡。蒙移书三郡,长沙太守廖立开门迎降,桂阳亦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不从,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亦守阴山城不附。刘备闻之,亲至公安,遣关羽至益阳争三郡;孙权亦进驻陆口,使鲁肃先屯巴丘,后督甘宁等进益阳以拒羽。吕蒙施计诱郝普出降,吕岱亦围阴山城逼四县吏降附,至此,南三郡全部归吴所有。刘备、孙权遂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蜀。

  同年,长沙太守廖立脱身归附刘备,随备入蜀。孙权以濮阳逸为长沙太守。吕岱亦留镇长沙,协调军政事务。

  简按:此所谓孙权、刘备“争荆州”和“分荆州”。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四吴蜀分荆州及取刘璋始末条对此曾有分析,与前引宋唐庚《三国杂事》见解不同,文多不录。又,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初用为吴丞,甚称权意,屡迁督军校尉、昭信中郎将。官至大司马。为人果敢,能处大事,为孙吴著名将帅。平生仕历,以在荆州为最久,与长沙关系极为密切。

  备注:关于廖立之向背,《蜀书•廖立传》仅云:“建安二十年,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先主素识待之,不深责也。”据同传注引《诸葛亮集》载表云:“(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知廖立是先开门投降吕蒙,后脱身归附刘备。濮阳逸何时任长沙太守不详,《吴书•濮阳兴传》仅云:“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也。父(濮阳)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注云:“逸事见《陆瑁传》。”但同书《陆瑁传》亦仅云:“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考陆瑁为陆逊之弟,兄弟均仕吴,濮阳逸之子兴亦仕吴,则濮阳逸所任亦应为吴之长沙太守。吴正式占领并拥有长沙,始于是年五月。据此,濮阳逸任长沙太守应在是年廖立归附刘备之后。安成、攸、永新、茶陵及阴山五县,当时可能均属长沙郡。其中茶陵,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茶陵故城条:即古茶王城,汉茶陵侯所筑。汉置县,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晋属湘东郡。故城在今湖南攸县东。攸县,本纪年建安十三年(208年)条已经言及。关于安成、永新、阴山三县,本纪年黄初二年(221年)条另有考证,可参阅。又,关羽与鲁肃、甘宁对峙之益阳,竹简有载,如:“觚慰佐益阳年十七单身见”(简6724)、“入益阳县民还所贷黄龙三年”(简6528)。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益阳故城条:益阳,汉置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湖南益阳县西。其城即为是年鲁肃将兵拒关羽所筑。今儒学后北路之旁,犹存遗址,相传登之,望见长沙城邑,人马宛然,三百余里悉可审辨。其地至今仍有关羽故垒、鲁肃台、甘宁故垒等古迹。如同书关侯忠义故垒条云:“在益阳县西南,建安中,关忠义屯兵于此,与鲁肃隔江相对。”又鲁肃台条云:“在益阳县西门内,三国吴鲁肃将兵拒关忠义处,今马王庙即其故址。”又甘宁故垒条云:“在益阳县南一里,又名夜月台。《水经注》:关侯瀬北对甘宁故垒。《县志》:吴甘宁屯兵之所,毎夜月凄清,如闻金铁之声,故又名夜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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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丙申岁

  五月,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

  是年,长沙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砀据攸县,龙在醴陵。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砀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斩龙。乱平,吕岱迁庐陵太守。

  备注:吴砀、袁龙反乱,仅见《吴书•吕岱传》,时间不详,但在吕岱留镇长沙与迁庐陵太守间,暂系于是年。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丁酉岁

  是年,鲁肃卒,孙权以吕蒙兼汉昌太守代之。

  同年,曹操立子丕为魏王太子。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己亥岁

  七月,关羽攻曹仁,围樊城。八月,水淹七军,逼降于禁。因受降兵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吴湘关米。

  十月,孙权用吕蒙、陆逊之策,令吕蒙袭取荆州,白衣渡江,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欲以武陵附刘备,孙权遣潘濬将五千人斩平之。

  十一月,关羽由樊城退当阳,西保麦城。十二月,关羽及子平兵败被擒,均被杀。至此,荆州尽归孙权。

  是年,吕蒙卒。蒙军功卓绝,待同袍子弟仁厚,为朝野所重。

  同年大疫,孙权尽除荆州民租税。

  同年,孙权上书曹操称臣,并称说天命,操表权假节领荆州牧。

  简按:此所谓孙权“夺荆州”。此为赤壁战后,确定三国最终分野的最重要之战役,亦为诸葛亮兼并荆、益,二路北伐,复兴汉室的设计彻底破灭之战役,意义极为重要。又,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早年受知于王粲,为郡功曹。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声。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孙权“夺荆州”,用为辅军中郎将。官至太常。濬公清割断,处事有机理,为孙吴著名将帅。曾封刘阳侯。作为“长沙三侯”之一,与长沙关系极为密切。

  备注:此处“湘关”,从原文看,似为专门地名,但竹简未见。《通鉴》卷六八同年胡三省注看法不同,云:“吴与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故置关。”据此,湘水绵长,置关不止一处,则又不似专门地名。竹简见有“新关”(简2898),有可能为众多“湘关”之一。关羽擅取吴“湘关”米,说明“分荆州”后,蜀之势力对湘东包括长沙在内的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子弟”一词,史传多见,为当时专门语汇。以吕蒙之事为例。《吴书•吕蒙传》云:“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建康实录》卷一建安二十四年条作:“时上屯戍将徐硕、宋芝等二人皆死,子弟小弱,权以其众并付蒙,蒙因陈其功劳,不可弃废,宜立其子,乃择师傅训其子弟,天下义之。”从“宜立其子,乃择师傅训其子弟”来看,“子弟”主要指“子”。吴简颇多“子弟”名目,如“故帅子弟”、“故吏子弟”等,可以比照进行研究。又“租税”一词,《吴书》仅二见:一为《吴主传》,云:“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一为《朱治传》,云:“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此词包括哪些内容,过去不甚清楚。《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仅见“租布”。据吴简,至少还有租米、税米、税布。据此可知,“租税”一词,至少包括租米、税米、租布、税布四项内容。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220年)庚子岁

  正月,魏王曹操卒,太子丕即位,改汉建安为延康元年。

  二月,陈群奏立九品官人法。

  七月,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刘备养子、副军中郎将长沙刘封不协,率部曲降魏,与魏将军夏侯尚、徐晃共袭封,蜀上庸太守申耽亦叛,封败,走还成都。诸葛亮虑封刚猛,终难制御,劝刘备借此除之,遂赐封死。

  十月,曹丕称帝,废献帝为山阳公,改元黄初。

  是年,孙权遣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而令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屯长沙。

  简按: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孙权初用为讨虏将军主记,除海盐长,屡迁鄱阳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年),徙交州刺史;翌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长沙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设计斩而徇之,威声大震。史称“南土之宾,自此始也”。官至丞相。骘性宽宏得众,喜怒不形于色,为孙吴著名将帅。曾封临湘侯。作为“长沙三侯”之一,与长沙关系极为密切。又,步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屯长沙,显示交州与长沙关系密切。较早如秦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号称“岭南三郡”,汉初即以此三郡及长沙、豫章二郡封吴芮为长沙王。《史记•吴王濞列传》“越直长沙者”条《索隐》案亦云:“谓南越之地与长沙地相接。”而自武帝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之后,长沙人士更多任其职。如东汉有祝良,长沙临湘人,曾任九真太守,事见《东观汉纪•祝良传》、谢承《后汉书》(辑本)、《后汉书•顺帝纪》永和三年(138年)六月条、同书《庞参传》、同书《南蛮西南夷传》及《太平御览》卷二六八职官部良令长下与《乐府诗集》卷八五《洛阳令歌》注引《长沙耆旧传》等。长沙吴巨曾任苍梧太守已见前述。《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条引《交广春秋》记吴巨属下有都督区景。如前所说,“区”为长沙大姓,则区景亦应为长沙人。《后汉书•度尚传》载交阯刺史张磐自陈甚至说:“前长沙贼(一作“桂阳贼”)胡兰作难荆州,余党散入交阯。”因而长沙人士去交州,交州人士来长沙,在当时应该十分正常。这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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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东汉建安二十六年、魏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221年)辛丑岁

  四月,蜀中传言献帝遇害,刘备遂称帝,改元章武。

  同月,孙权自公安都鄂,改鄂为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

  七月,刘备以关羽被杀旧忿,自将攻孙权,军至巫山、秭归,武陵蛮夷皆遣使往请兵。孙权遣陆逊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孙桓、鲜于丹等拒之,又命步骘率交州义士进屯益阳以为声援。

  八月,孙权虑刘备来攻,遣使称臣于曹丕。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权遣都尉赵咨使魏答谢。

  是年,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上疏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孙权敬纳其言。

是年之前,长沙郡有十八县,依次为: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汉昌、罗、湘南、连道、益阳、临烝、酃、茶陵、昭陵、容陵、安成、永新、阴山。

  简按:三国时期的三位开国之君,以孙权最乏气节。此前,权已曾数次向曹操称臣纳贡。是年八月,权又向操子曹丕称臣。《吴书•吴主传》虽云:“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显示权并非真正向曹丕称臣。但此十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却千载之下仍有不同观点。《隋书•经籍二》云:“《洞纪》四卷,(吴)韦昭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但《吴书•韦曜[昭]传》记曜被杀前于狱中上言仅云:“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并无“建安二十七年”六字)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云:“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建安二十五年条亦云:“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竹简亦屡见建安年号,起建安廿五年,止建安廿七年。高敏据《建康实录》,先认为孙权确实仍奉东汉建安纪年,未奉曹魏黄初年号,后认为“曹丕改延康为黄初元年,在公元221年,而非220年。”见《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95~99页。罗新则认为:关于后者,是“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关于前者,根据鄂城等孙吴境内出土铜镜铭文屡见“黄初”纪年,孙权实际是奉了曹魏黄初纪年的,而吴简及文献中东汉建安二十六、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大概都是后来追记的。见《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92~95页。如此,也似乎更与孙权的性格符合。

  备注:关于武陵蛮夷起事,响应刘备东征,史传记载各不相同,《吴书•步骘传》仅称“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同书《吴主传》谓刘备“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另参本纪年黄初三年条)。此处从《蜀书•先主传》。又据《吴书•吴主传》记载:孙权遣都尉赵咨使魏答谢,曹丕问:“吴王何等主也?”咨答有云:“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通鉴》卷六九胡三省注云:“三州,荆、扬、交也。”类似记载还有数条。吴简屡见“三州仓”,因而或以为此“三州仓”性质应为国家仓库。见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6~44页。武昌,竹简有载,如:“文入射吏秦等所贷武昌黄武六年粢准吴平斛米……【整理组注】『文』上上半残缺,下半从『辶』。”(简6264)故城即今湖北鄂城县。又,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至魏黄初二年(221年),长沙郡仅有十五县,无最后安成、永新、阴山三县。无“安成”显为脱漏。安成,竹简屡见,如:“其一百廿四斛付安成县仓吏吴敦”(简3821)、“乾锻佐安成区承年廿二见”(简6704)。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四九吉安府古迹类安成故城条:安成,汉置县,属长沙,三国吴属安成郡。县本有两乡,汉县理西乡,吴又移于东乡。故城在今江西安福县西六十里。此外,《吴书•吕岱传》提到建安二十年,吕岱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而“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其中“永新”、“阴山”,史家均未作为长沙属县,但均怀疑或认定系孙吴所置。如:《宋书•州郡二》安成太守永新男相条云:“(永新)吴立。”同志湘东太守阴山令条云:“阴山乃是汉旧县,而属桂阳。吴湘东郡有此阴山县,疑是吴所立。”《明一统志》卷五六吉安府古迹类永新故城条云:“在今县西三十五里,吴置县于此。”《江西通志》卷三九古迹类吉安府永新故城条云:“《名胜志》:吴立永新县,属安成郡,至隋郡废,以县并入泰和。有故城,在治西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阴山故城条云:“在攸县西北,三国吴置,属湘东郡,晋以后因之,隋省入湘潭县,唐复置,寻又省。……”然而均误。建安二十年,在孙权、刘备“争荆州”后、“分荆州”前,已有此二县,而其时荆南地区仍属刘备统治时期,尚未进入孙权统治时期,显然,此二县应为刘备所置。至于此二县的归属:安成郡系由长沙等郡分出(参阅下文),故属于安成郡的永新,应该原为长沙郡属县。竹简记永新有:“物故乾锻佐永新东父纪”(简7554)、“其六十斛二斗永新故吏许广宗品臧米”(简1783)。等等,可以为证。又,湘东郡亦系由长沙郡分出(亦参阅下文),故属于湘东郡的阴山,也应该原为长沙郡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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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吴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蜀章武二年(222年)壬寅岁

  二月,刘备屯军秭归,将击吴,遣镇北将军巴西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使侍中襄阳马良以金锦赐五溪诸蛮夷,并授以官爵,令相率响应。

  五月,曹丕既以孙权为荆州牧,遂以江南八郡为荆州,江北四郡为郢州。其时孙吴与曹魏来往密切,以至曹丕亦知“江表唯长沙有好米”。

  六月,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刘备败退白帝城。八月,黄权在江北,不得还,降魏;马良在江南,亦不得还,死于五溪。

  九月,孙权改元黄武,曹丕南征,复改郢州为荆州。   

  十一月,孙权遣郑泉使蜀,蜀遣宗玮报之,吴、蜀复通。

  是年,刘备既败,而荆南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步骘驻镇长沙,周旋征讨,皆平之。

  备注:曹丕知道“江表唯长沙有好米”,见《太平御览》卷八三九百谷部稻条引魏文帝《与朝臣书》,原文为:“江表唯长沙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耶?上风炊之,五里闻香。”(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四《魏文帝集》引同,惟题作《与朝臣论秔稻书》)竹简所见稻米品种繁多,参阅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37页。其中,出现最多的为粢米,大概亦属粳稻之一种。

吴黄武二年、魏黄初四年、蜀建兴元年(223年)癸卯岁

  正月,曹真遣张合击破吴兵,夺据江陵中洲。

  同月,孙权改四分,用乾象历。

  二月,诸葛亮至永安(白帝城)。曹真围江陵,江陵中外断绝,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四月,刘备托孤而卒。五月,子禅嗣位,改元建兴。

  十月,蜀使邓芝连吴,吴遂与魏绝。

  是年,步骘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

  简按:东汉原用四分历。进入三国,吴于是年最早改用乾象历,魏于景初元年(237年)改用景初历,蜀则一直沿用四分历。乾象历本为东汉灵帝光和(178~183)年间刘洪所创,较四分历精密。《晋书•律历中》云:“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于东莱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术精妙,用推浑天之理,以制仪象及论。故孙氏用《乾象历》,至吴亡。”是以孙吴朔闰干支与魏、蜀不尽相同(参阅陈垣《魏蜀吴朔闰异同表》)。这也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备注:临湘自汉以来即为长沙郡治。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162年)八月“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条注引《东观记》云:“时贼乘刺史车,屯据临湘,居太守舍。”竹简亦颇多记载,不赘举。《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临湘故城条云:“楚青阳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荆王献青阳以西’注:‘青阳,长沙县是也。’《水经注》:临湘‘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汉髙祖以封吴芮,是城即芮筑。”故城在今湖南长沙市南。步骘改封临湘侯,凡传三世:步骘赤乌十年(247年)卒,子协嗣爵;协官至抚军将军,永安七年(264年)后卒,子玑嗣侯;玑于凤凰元年(272年)随叔阐、弟璇等以西陵降晋,不久阐、玑被陆抗攻杀,国灭。竹简又颇多关于“临湘侯”及其“相”和“丞”的记载,简文“右西乡入步侯还民一斛四斗”(简1532)、“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简1556)、“右诸乡入步侯还民限米十斛”(简1564)中的“步侯”,也都是指步骘。所谓吴简,相当部分也都是临湘侯国的文书档案。

吴黄武三年、魏黄初五年、蜀建兴二年(224年)甲辰岁

  四月,孙权使吴郡张温聘于蜀,自是吴、蜀信使不绝。

吴黄武四年、魏黄初六年、蜀建兴三年(225年)乙巳岁

  春,尚书令顾雍迁太常,改封醴陵侯。

  五月,丞相孙邵卒;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以尚书令陈化为太常。

  备注: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弱冠即为合肥长。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雍不饮酒,寡言语,举动得当,深受孙权信任。任丞相十九年,为孙吴著名大臣。醴陵为长沙郡属县,竹简颇多记载,如:“觚慰佐醴陵李解年廿六见”(简6600)、“贯连师醴陵李贾年五十九见”(简6616)、“镰佐醴陵廖员年五十五见”(简6681)。等等。故城在今湖南株洲市东南。顾雍改封醴陵侯,凡传三世:雍赤乌六年(243年)卒,少子济嗣爵;济永安元年(258年)卒,无后,次子裕嗣爵,直至吴亡。雍作为“长沙三侯”之一,与长沙关系极为密切。吴简颇多关于“大常”的记载,如“大常部曲大女刘汝七百租钱”(简6027),可能与顾雍有关。相信随着整理的深入,还会发现更多有关顾雍的资料。

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蜀建兴四年(226年)丙午岁

  正月,曹丕卒,子叡嗣位,是为明帝。

  春,孙权下令州郡,宽息农民。陆逊因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十月,逊又陈便宜,劝孙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

  是年,步骘假节,徙屯长沙沤口。

  同年,吴先分交趾部为交、广二州,后又合交、广为一州。

  同年,传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木于临湘为孙坚立庙。

  备注:孙权之令与陆逊表陈,均见《吴书•吴主传》,原文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后,尚有孙权报曰:“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云云。均为有关孙吴屯田、赋调制度的重要资料,对于吴简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吴简所见土地性质,已有若干研究,参阅本纪年建安九年(204年)条,此处不赘。关于吴简所见赋调制度,也有一些认识,见:高敏《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95~99页;王素《吴简所见的“调”应是“户调”》,《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167~168页;张旭华《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47~50页。但根据前引《吴书》的记载,似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又,步骘所屯沤口,竹简有载,如“吏李珠到沤口市嘉禾元年布簿别列出”(简3686)。沤口即沤江之口。《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山川类沤江条云:“在茶陵州东南,源出百丈山,流四十里入洣。”关于洣水,参阅《水经注》卷三九洣水条,此处不赘。又,关于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木于临湘为孙坚立庙事,详见王素、汪力工《走马楼孙吴“桓王庙”简与长沙“孙坚庙”》,文载本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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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吴黄武八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229年)己酉岁

  四月,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见,孙权遂正式称帝,改元黄龙。追赠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并大封功臣。

  同月,步骘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仍屯长沙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孙权不许。

  同月,潘濬拜少府,进封刘阳侯。

  六月,蜀遣使贺吴,吴、蜀盟,约中分天下。

  九月,孙权迁都建业,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令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鄱阳、庐陵三郡事。

  是年,步骘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顷以冀州在蜀分,解骘冀州牧职,骠骑将军、都督等如故。

  备注:孙权不许步骘增兵,据载是听取了潘濬的意见。《吴书•潘濬传》注引《吴书》曰:“骠骑将军步骘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权以问濬,濬曰:‘豪将在民间,耗乱为害,加骘有名势,在所所媚,不可听也。’权从之。”当时长沙兵吏“叛走”严重。黎石生曾对吴简中吏的“叛走”进行过探讨,见《长沙市走马楼出土“叛走”简探讨》,《考古》2003年第5期,86~91页。吴简关于兵的“叛走”及增补新兵,亦有一些记载。如“补叛兵”(简5656)、“其卌六斛九斗吏何逸还鄱阳新兵汤羽等妻子还所贷黄龙元”(简1735),与步骘要求“增兵”正可印证。刘阳即浏阳,为长沙郡属县,竹简颇多记载,如:“刚佐刘阳区文年卅见”(简5977)、“入刘阳县还价人李绶米卅四斛”(简6718)、“鑢佐刘阳丁光年卌三见”(简6759)。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浏阳故城条:浏阳为孙吴析临湘县北境置,属长沙郡,因县南浏阳水为名。故城在今湖南浏阳县东。潘濬进封刘阳侯,至少传二世:潘濬赤乌二年(239年)卒,子翥嗣爵;翥官至骑都尉,早卒。翥有弟祕,尚孙权姊陈氏女,调湘乡令,官至尚书仆射,不知是否嗣爵。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注明刘阳为侯国直至吴亡,则似乎认为潘祕亦曾嗣爵。嘉禾四年(235年)田家莂中有“己酉丘复民”的资料,竹简也有“己酉丘”的记载,可能与潘濬的刘阳封邑有关。参阅:高敏《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文物》2000年第10期,79~84页;王素《〈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见“己酉丘复民”性质新探》,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8月16~19日。

吴黄龙三年、魏太和五年、蜀建兴九年(231年)辛亥岁

  正月,孙权以南土清定,召镇南将军吕岱由交州还屯长沙沤口。

  二月,武陵五溪蛮夷起事,孙权假太常潘濬节,使与镇南将军吕岱率朱绩、吕据等在长沙西北扎营,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夷。

  十二月,因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孙权遂改明年为嘉禾。

  备注:《通鉴》卷七一系五溪蛮夷起事与吕岱还屯长沙沤口于魏明帝太和四年,亦即吴黄龙二年(230年),原文为:“武陵五溪蛮夷叛吴,吴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剌史吕岱还屯长沙沤口。”但据《吴书•吕岱传》:“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屯长沙沤口。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濬共讨定之。”又《吴书•吴主传》黄龙三年(231年)二月条:“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实际均为黄龙三年事,《通鉴》误置。因系吕岱还屯长沙沤口于是年正月。又,潘濬等在长沙西北扎营,系据《太平御览》卷四九地部五溪山条引《长沙图经》云:“五溪山在县西北五十八里,髙二里,北入朗州界。吴黄龙三年,潘濬将军五万讨武陵五溪蛮,在此山立营,截住徒党,因以为名。”

吴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蜀建兴十年(232年)壬子岁

  正月,太子登自武昌入省,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乃留建业。

  是年,吕岱领导讨五溪蛮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备注:是年竹简中颇多关于吕岱、吕侯、镇南将军的记载。如:“都尉嘉禾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书给将军吕岱所部所士四人力合五人”(6•2257)、“……月廿二日丁亥书给吕侯都尉陈【整理组注】据陈垣《魏蜀吴朔闰异同表》,嘉禾元年五月朔为丙寅,廿二日为丁亥。”(简2301)、“七斗九升九合九勺被督军粮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十四日戊申书给镇南将”(简2354)“军吕岱所领……”(简2326)。反映吕岱作为武官,是讨五溪蛮夷战役的实际领导者。是年竹简中还有很多关于督军粮都尉的记载。如:“六十六斛被督军粮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所书给右郎中何宗”(简1782)、“五斛一斗五升被督军粮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书给右郎中何宗所督武猛司马陈阳所领吏”(简2095)、“五斗被督军粮都尉嘉禾元年八月九日壬寅所书给武猛都尉”(简2255)。反映讨五溪蛮夷战役中军粮调运的情况。关于督军粮都尉,参阅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168~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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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吴嘉禾二年、魏青龙元年、蜀建兴十一年(233年)癸丑岁

  十二月,孙权欲讨辽东公孙渊,选曹尚书陆瑁上疏谏阻。

  是年,于望(?)任长沙太守。

  同年,吕岱领导讨五溪蛮夷战役仍在激烈进行。

  备注:关于孙吴选曹尚书,《通鉴》卷七二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胡三省注云:“吴选曹尚书,即魏选部尚书。”但恐不确。《晋书•职官志》云:“(汉)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官)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既称“始见曹名”,则“选部尚书”应为“选曹尚书”之误。竹简中有右选曹尚书,如“禾元年十一月六日壬辰书给右选曹尚书【整理组注】据陈垣《魏蜀吴朔闰异同表》,嘉禾元年十一月朔为癸亥,六日为戊辰,十二月朔为壬辰。”(简2105)。选曹尚书分左、右,仅见《晋书•刘聪载记》,云:“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据竹简,知孙吴亦有此制。又,于望(?)任长沙太守,未见文献记载,仅竹简有“出长沙大守于望(?)贷吏”(简7270。按:笔者2003年7至8月赴长沙参加竹简[贰]、[叁]的拍照工作,从未经整理的竹简中又见到“长沙大守于望”)记录,可补史阙。讨五溪蛮夷战役,是年竹简仍有记载,如“运诣武陵嘉禾二年六月十四日付兵曹典船师陈栋王买”(简2080),大概是要兵曹集结船师将军用物质运到武陵前线。

吴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蜀建兴十二年(234年)甲寅岁

  二月,诸葛亮由斜谷出兵,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五月,孙权分兵三路北伐,为蜀策应。

  八月,诸葛亮卒。

  九月,孙权任用中书典校事吕壹等校核尚书文书,干扰尚书工作,给国家政务造成的混乱,引起“长沙三侯”顾雍、潘濬、步骘等不满。

  十一月,吴潘濬、吕岱征服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濬还武昌;岱先屯陆口,后徙蒲圻。

  备注:关于吕壹何时以中书典校事干政,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仅知史籍记吕壹事,《吴书·吴主传》始于赤乌元年(238年)八月后,《通鉴》卷七四系时略同,《建康实录》卷二始于嘉禾三年(234年)九月。此处暂从后者。邱东联曾根据“吕壹事件”,认为吴简埋藏与吕壹变法有关。参阅:邱东联《长沙吴简与吕壹事件——试析长沙吴简的埋藏原因》,《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8日第3版;张翼飞、赵雨杉《考古学家经近两年研究提出——长沙吴简因变法失败而存世》,《新民晚报》1999年7月28日。王素、汪力工则根据竹简记载“中书典校事吕壹□”(简1296),认为“吕壹事件”与吴简埋藏无关。见《略谈走马楼孙吴“中书典校事吕壹”简的意义》,《文物》2002年第10期,88~91页。关于“长沙三侯”顾雍、潘濬、步骘等与吕壹的恩怨,亦见前揭王素、汪力工文。又,关于讨五溪蛮夷战役,是年竹简仍有记载,如“郎中李嵩被督军粮都尉嘉禾三年二月卅日”(简1149),仍反映讨五溪蛮夷战役中军粮调运的情况。而竹简所记“人为生口送屯事对封府督邮二月廿日谢兵曹史”(简1002),其中“生口”云云,也可能与潘濬、吕岱“获生”有关。

吴嘉禾四年、魏青龙三年、蜀建兴十三年(235年)乙卯岁

  是年,武陵太守卫旌奏潘濬在讨武陵蛮期间,曾遣密使与其姨兄蜀大将军零陵蒋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孙权不信,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还,免官。

  备注:《通鉴》卷七二系此事于魏明帝太和五年(即吴黄龙三年,231年)二月,云:“吴主假太常潘濬节,使与吕岱督诸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濬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旍(胡三省注:“旍与旌同。”)奏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旍表以示濬,而召旍还,免官。”但此事原出《吴书•潘濬传》注引《江表传》,而该传云:“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据《蜀书•后主传》,蒋琬进位大将军在蜀建兴十三年(即吴嘉禾四年,235年)四月。因系于是年。又,潘濬、蒋琬不仅为亲戚,蒋琬为零陵湘乡人,而潘濬曾任湘乡令,关系自然更非一般,故武陵太守卫旌有此奏。

吴嘉禾五年、魏青龙四年、蜀建兴一四年(236年)丙辰岁

  春,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并设盗铸之科。

  备注:此事原出《吴书•吴主传》。同书《朱据传》所云“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即指此而言。但据竹简记载,是年前,长沙吏民缴纳各种名目之钱,已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是否其时已有大钱流行,值得研究。

吴嘉禾六年、魏景初元年、蜀建兴十五年(237年)丁巳岁

  是年前后,长沙郡有二十县,依次为: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吴昌、罗、建宁、蒲圻、巴陵、湘南、连道、益阳、临烝、湘西、衡阳、新阳、酃、茶陵、安成。

  备注: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吴黄武元年(222年)至太元二年(252年),长沙郡仅有十九县,无最后安成县,显为脱漏。但这恐怕仍非其时长沙郡的全部属县。《吴书•三嗣主传》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257年)二月条记载:“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又末帝孙晧宝鼎二年(267年)条记载:“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宋书•州郡二》、《建康实录》卷三、四记载略同。《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郡国条亦记孙吴增置湘东、衡阳、安成三郡。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吴湘东郡统县六,依次为:酃、茶陵、梨阳、新宁、阴山、新平;记吴衡阳郡统县十,依次为:湘乡、重安、烝阳、湘南、湘西、连道、益阳、衡阳、新阳、临烝;记吴安成郡统县六,依次为:平都、宜春、安成、永新、新渝、萍乡。谢钟英《三国疆域表》记吴湘东、衡阳、安成三郡属县与此全同。《晋书•地理下》记湘东郡统县七,衡阳郡统县九,安成郡统县七,区别仅在于湘东郡多临烝,衡阳郡少临烝,安成郡多广兴。其中湘东郡所统阴山、安成郡所统永新,本纪年建安二十六年(221年)条已经指出,可能原属长沙郡。而衡阳郡所统重安,虽然《续汉书•郡国四》原属零陵郡,《晋书•地理下》仍属衡阳郡,但竹简有“重安仓”(简2335),是否其时重安曾短暂隶属长沙郡呢?又衡阳郡所统新阳,为吴新立,据《宋书•州郡三》衡阳内史新康(新阳改名)男相条,似乎一直隶属衡阳郡,但竹简屡见,如:“乾锻师新阳邓桥子男连年廿四在本县”(简7431)、“物故绡白佐新阳妻年卌一在本县”(简7465)。等等。是否其时新阳亦曾短暂隶属长沙郡呢?因此,有理由认为,前揭《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所记长沙郡属县,并非其时长沙郡的全部属县。此外,建宁亦为吴新立县,竹简常见,如:“乾锻佐建宁黄年卅四单身见”(简5963)、“钱佐建宁黄取年卌五单身见”(简6604)、“治师建宁英汉年五十三见”(简6709)。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建宁故城条:建宁,三国吴置县,隋省入湘潭,故城在今湖南湘潭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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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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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考

(一)关于程普任长沙郡西部都尉问题

  关于程普任长沙郡西部都尉,始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潭州长沙县条,原文为:“故尉城在县西北七十里,孙权以程普为长沙县西部都尉,以防关羽,因立此城。”《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故尉城条、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长沙郡临湘县条引述略同。但其中问题不少。第一,此事《吴书•程普传》绝无记载,同时或稍后的其它史籍亦未见著录。第二,县未闻分部,县尉亦不称都尉,此处“县”似乎应为“郡”之误。第三,程普若为长沙郡西部都尉,且与关羽对垒,则只能在孙、刘争荆州或分荆州时,然而其时程普已屡任南郡、江夏等大郡太守,不可能再任职位低于太守的郡部都尉。第四,孙吴前期,长沙郡辖境甚广,其西部都尉的尉城亦不可能在长沙县西北七十里。我们知道:孙吴时期,长沙郡确实有东、西二部都尉。《吴书•妃嫔传》云:“吴主权谢夫人……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同书《张昭附子承传》云:“(孙)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谓长沙东部都尉治酃县,长沙西部都尉治湘南县。关于湘南县,《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湘南故城条云:“湘南故城在湘潭县西六十里。”长沙县在北,湘南县在南,《元和志》显然有点南辕北辙了。此外,在荆南,还有一些与程普有关的古迹。如:明陶宗仪《说郛》卷六一上引《湘中记》曰:“君山有地道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卷六程普还镇石城条引同。又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二一政事礼仪部诅盟门铜棺誓条云:“长沙有铜棺山,《湘中记》云:程普、关羽分界于此,共铸铜棺为誓,相侵者以铜棺着之。”《湖广通志》卷一一山川志长沙府长沙县条引略同,但作《荆州记》云云。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六噀酒救火条云:“铸铜柱不独马援。吴黄武二年,程普、关公分界,铸铜柱为誓,在衡山县西北一百一十里。”《湖广通志》卷七九古迹志衡州府衡阳县条云:“铜柱碑目云:铜柱在衡阳县城北百二十里,吴黄武二年,都督程普与蜀关羽分界,共立铜柱为誓,即此。”则越来越荒谬。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武二年(223年)程普何能与之分界?据《吴书•程普传》及同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策上表,程普仅在孙策时代,曾以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因此,如果零陵地区有与程普有关的古迹,那也不足为怪。至于长沙地区,由于史籍无征,所有与程普有关的古迹,都还是不信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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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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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寧泊子 于 2011-11-5 23:07 编辑

(二)关于汉末吴初的长沙蛮、长沙贼和长沙山贼

  荆州自古以来就是蛮夷汇聚之地。荆蛮与中原政权关系一直不睦。正如《诗•小雅•采芑》所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其中,荆南地区尤为严重。最著名的即所谓武陵蛮。武陵蛮又名五溪蛮。《水经注》卷三七沅水条介绍“辰溪口”有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构溪、力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右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宋朱辅撰《溪蛮丛笑》一卷,即记该蛮俗习。然而,该蛮虽以武陵五溪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但据记载,却似乎原本还不如长沙蛮繁盛。《史记•周本纪》西伯“伐犬戎”条《正义》云:“今长沙、武林(陵)之郡太半是也。”《后汉书•南蛮传》也说“犬戎”即“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均将长沙蛮排在武陵蛮之前。《汉书•地理志》记王莽改郡名,将武陵改为“建平”,而将长沙改为“填蛮”,也可作为例证。东汉以后情况才有了改变。

  东汉一代蛮乱,首推武陵蛮,其声势之浩大,时间之长久,当时无有其比。对此,《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较详,无须赘述。长沙蛮乱与之大致同时,但声势、时间却远远不及。据记载,似乎仅有一次,在桓帝时,从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至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后汉书•桓帝纪》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条云:“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160年)七月条云:“长沙蛮寇郡界。”又同年十二月条云:“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同书《南蛮传》云:“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同书《冯绲传》云:“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其中“延熹五年”之“五”应为“三”之误。可见此次长沙蛮乱,是从益阳开始,然后由此深入,历时四年,才被平定。奇怪的是,此次长沙蛮乱之后,史籍再也未见“长沙蛮”之名,代之而起的是“长沙贼”。

  正式的长沙贼乱,始于长沙蛮乱平定之后不久,亦即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后汉书•桓帝纪》是年四月条云:“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五月条又云:“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又延熹九年(166年)正月己酉条载诏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注云:“谓长沙、桂阳、零陵等郡也,并属荆州。”然而,在此之前,实际上已有“长沙贼”之名。如前引《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十二月条所云“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同书《南蛮传》记为“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此外,同书《冯绲传》记桓帝永寿末至延熹中长沙、零陵、武陵蛮乱,朝廷“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之”,称:“绲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又,本纪年中平四年(187年)条所记“长沙贼区星”起事,满田刚也已指出“区”有可能是蛮姓。可见“长沙贼”就是“长沙蛮”。

  在此之后,又有所谓“长沙山贼”。但最早的记载,见于《吴书•黄盖传》,该传曾赞孙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我们知道:孙坚所破“山贼”,即“长沙贼区星”等。据此,则所谓“长沙山贼”,实际上就是“长沙贼”。该传又云:“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此事时间不详。该传在记此事之前,先记“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武陵)太守”,平定其乱。从时间上看,此次武陵蛮夷反乱,应指建安二十六年(221年)武陵蛮夷响应刘备东下,采取的“皆反为蜀”的行动。该传在记此事之后,接云:“加偏将军,病卒于官。”黄盖卒于何年,史籍无载。据该传又云:“及权践阼,追论其功。”知黄盖卒于黄龙元年(229年)前。则“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应在建安二十六年至黄龙元年间。此后,又有所谓“长沙山寇”。《吴书•张昭附子承传》:“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此事较晚,具体时间无须考证。唐长孺师曾经指出:“山寇,亦即山越。”见《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7页。这里也可以指出:山寇,亦即山贼。

  我们既然知道:孙吴时期的山越、山寇,乃至山民、山贼,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就长沙地区来说,孙吴时期的山贼或山寇,就是东汉桓帝晚期至灵帝时的贼;而东汉桓帝晚期至灵帝时的贼,就是先秦以来直至东汉桓帝中期的蛮。长沙地区的蛮,由蛮变成贼,由贼变成山贼或山寇,反映了长沙地区的蛮族,先被征服成为编户齐民,然后由于赋役繁重沦落为贼,最后由于受到围剿不得不入山为贼寇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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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7: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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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寧泊子 于 2011-11-5 23:08 编辑

(三)关于东汉孙吴时期长沙郡的经济、文化状况

  长沙自古便为蛮荒之地。秦始皇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长沙亦为最南之郡。因而秦末汉初,已为贬黜之所。项羽初尊怀王为义帝,后欲“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史记•项羽本纪》汉元年四月条);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史记•贾生列传》)。这些已为人所熟知,无须赘述。直至东汉、孙吴,情况似乎仍是如此。《后汉书•吴汉传》记建武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等反,光武帝遣吴汉等讨平之,称:“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吴书•吴主传》太元二年(252年)正月条云:“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同书《吴主五子•孙和传》云:“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又《妃嫔•何姬传》云:“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然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秦汉至孙吴,长沙地区就一直没有发展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从户口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增长的。《汉书•贾谊传》记贾谊上疏有云:“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这是西汉文帝时(前179~前157年)长沙地区的户数。《汉书•地理下》长沙国条记有十三县,“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这是西汉平帝时(1~5年)长沙地区的户口数。说明经过大约一百六十多年,长沙地区的户数几乎翻了一倍。《续汉书•郡国四》长沙郡条记有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这是东汉顺帝时(126~144年)长沙地区的户口数。说明经过不到一百五十年年,长沙地区的户数几乎翻了六倍,口数几乎翻了五倍。据《太平御览》卷二六○职官部良太守上引《东观汉纪》云:“宗庆字叔平,为长沙太守,民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宗’为名。”按“宗庆”一作“宋度”。《北堂书钞》卷七四设官部太守中引谢承《后汉书》云:“宋度迁长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产乳不举。度切让三老,禁民杀子,比年之间,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宋’为名也。”长沙地区户口增长,显然与地方官员禁民杀子,鼓励生育有关(吴简人名何以颇多双姓,似乎也可从宗庆或宋度事例中得到某种启示)。至于《晋书•地理下》长沙郡条仅记有十县,“户三万三千”,那是自孙吴以来,从长沙郡分置湘东、衡阳、安成等郡后的结果,不能反映长沙郡户口增长的真实情况。

  其次,从经济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发展的。《后汉书•循吏•卫飒附茨充传》记茨充于光武帝时(25~57年)为桂阳太守,云:“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注引《东观记》曰:“元和(84~87年)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25~56年)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我们知道:桂阳本属长沙,桂阳郡系汉高祖时从长沙郡分置。因此,从桂阳地区的经济变化,可以预测长沙地区的经济变化。虽然荆州刺史在茨充教桂阳郡民种植桑麻、养蚕织屦之后四五十年,途经长沙,见到观者仍然赤足,但从随后“人得其利”及“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云云来看,只能说明所见赤足并非普遍现象。后来,《新唐书•地理五》潭州长沙郡条记土贡首为“丝葛、丝布”。《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江南道潭州条记贡赋为:“开元贡葛布十五疋,元和贡丝布十五疋。”(《通典•食货六•赋税下》长沙郡条仅记“贡葛十五疋”)由完全不懂种植桑麻、养蚕织屦,到以丝葛布疋为本地贡品特产,是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此外,《后汉书•岑彭传》记光武帝时,曾因军事行动,“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注云:“棹卒,持棹行船也。”可见其时长沙等地区航运业已较发达。又,《隋书•地理下》长沙郡长沙县条云:“有铜山、锡山。”《新唐书•地理五》潭州长沙郡长沙县条云:“有金。”而据前引《元和郡县图志》长沙县条云:“铜山在县北百里,楚铸铜处。”可以推测:长沙地区的冶金工业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最后,从文化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知道:著名诗人屈原的作品,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记“长沙王群臣赋三篇”,都不能真实反映荆南诸郡的文化状况。能够真实反映荆南诸郡文化状况的,是《后汉书•循吏•卫飒传》记卫飒于光武帝(25~57年)中为桂阳太守时所云:“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也就是说,直到东汉初期,荆南桂阳郡才知办学育人及婚姻礼法。长沙虽为荆南诸郡“马首”,情况亦应大致相同。但过了不久,就有很大进步。同书《郅恽传 》记郅恽于光武帝末任长沙太守,云:“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东观汉纪•古初传》“孝子”作“义士”,不切)《北堂书钞》卷七四设官部太守上引华峤《后汉书•郅恽传》亦云:“恽拜长沙太守,崇教化,表异行。”这似乎可以说明,经过多任太守修庠序之教,传儒家礼法,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此后,又经多任太守及令长的以身作则,崇德恤民,如: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一○云:“吴郡徐相为长沙郡守,常食干饭,不发烟爨。后亡,遗言不受赠,有一匹私马,卖以买棺。”(《太平御览》卷五五一礼仪部棺条、卷八七一火部烟条引谢承《后汉书》略同)《太平御览》卷八九一兽部虎上引谢承《后汉书》云:“豫章刘陵字孟高,为长沙安成长。先时多虎,百姓患之,徙他县。陵之官,修徳政,踰月,虎悉出陵界,去民皆还。”同书卷二六六职官部令长条引华峤《后汉书》云:“周规除临湘令。长沙太守程徐二月行县,勅诸县治道。规以方春向农民多剧务,不欲夺人良时。徐出督邮,规即委官而去。徐怃然有媿色,遣功曹赍印绶檄书谢请还。规谓功曹曰:程府君爱马蹄,不重民力。径逝不顾。”(《册府元龟》卷七○一令长部公正条载同)使长沙民庶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良好的修养教训的环境。《后汉书•独行•范式传》记范式于安帝时(107~125年)到京师,“受业太学”,有“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安帝时已有长沙人士受业太学为诸生,则顺帝时(126~144年)的达官大臣中,有长沙祝良以洛阳令为九真太守,长沙刘寿以光禄勋为司徒,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在此之后,直到孙吴时期,长沙人士入朝为官就更多了。这无疑是教育与中原接轨,文化与中原同步的结果。这也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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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6 0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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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蛮兄近日专研走马楼简牍?

不过这篇编年私以为意义不大,走马楼简之要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研究,貌似该编年倒类似于大事记,不着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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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6 07: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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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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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連竹簡的拍照本也買不起,怎能專研呢
不過想把在網上找到的走馬樓成果,都轉過來,看看會不會挑得起話題
這篇是象牙塔那裡最「新」的一篇
就算作「紀」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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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6 08: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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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就纪,怕的是脑补,譬如啥大耳朵跑去求都督荆州,被周郎整黄云云,合着老曹的笔白掉了当然,可以有各种揣测,譬如孙某人是打白条还是开期票等等,但在一篇纪年中直接脑补出一与史料相悖的东东,那就晕菜得很了。

捎带仿用文言,一开头还能糊弄糊弄,往后就露怯了,研究货拽的哪门子文?

从头到尾没见到一点干货,估计又是凑指标的产物。

话说简牍影印本的确坑爹贵,用纸还贼考究纯属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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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6 11: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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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录尚书事

文理

現時無論看誰的文章,也很難會照單全收
南蠻立牆是有用的吸收,沒用的跳過
編一個紀年,最少也是苦勞(區區也沒一一校證)
致於那個印本...不單貴,還大部頭
除了圖書館...私人恐怕很難收藏
不過圈子內的學者們,似乎有途徑得到資料
上面引的于振波的著作,他在書中就說自己親自把簡文逐條錄入電腦作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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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6 16: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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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尉

突然發現琅邪能正常登錄了的心情只能用乍驚乍喜來形容。

關於走馬樓簡牘,愚者一位大學里的朋友從事過相關工作,據他的說法,吳簡起始年限是建安二十七年。愚者就王素先生這篇文章(起東漢中平二年)以及衍生而來的眾多報導問他,得到的消息是只有一枚“入中平二年”的斷簡,而且之後又是大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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