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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谈蜀相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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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2 1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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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高士

续谈蜀相用人──兼议三国国家制度

 
  三国用人与冲突,这已是老生常谈,包括各种定论与臆度。
 
  陈寅恪大师对曹魏用人向有「士寒之争」的评论,也就是(儒家)豪门与寒门的冲突。田余庆教授亦对江东门阀政治,有着土人与外来政权的合作与斗争作出新论。谬钺先生亦滥觞蜀汉荆益用人之分,对刘备集团作出分门别派的画分。当然还有凌云雕龙本人自己提出的蜀相用人,企图以年鉴学派的史观来诠释,述明国之利益及政所治理。
 
  因为曹魏本非特定地缘之组合,虽常多见颖汝人才济济、夏侯诸曹并列,但却为荀彧及曹操之组织。也就是因曹操一人而集聚文武,所有组成分子却无太大共同特征。而且世族与寒门之互换,常可猪羊变色,一次政变就可咸鱼翻身,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党派冲突。
 
  至于东吴政权本来就是侨姓与吴姓的斗争,当地朱张顾陆与外来王谢袁萧,就是典型的外来政权与当地土人之别。当然中间(不,应该算是顶头领导)还有皇族的统治,即不能忽略引进外援,也无法不妥协于当地势族。这也难怪孙权要用吕壹等校事,不惜广兴二宫之变而行杀戮之实。对江表诸将的任用,在于重父轻子、或重子轻父,萦萦举其大者有:虽用周瑜、甘宁、潘浚、蒋钦、凌统及顾雍等人,却对诸子后代问罪徒放,而且子孙永不录用;若用陆绩、陆逊、陆抗或陈武等人,却先杀陆康或乡人,按陆绩之父为陆康,同时也是陆逊的从祖父,以杀陆康而用陆绩,及逼死陆逊而用陆抗,刚好一代杀一人;又孙策及孙权四攻庐江,再把杀剩俘掳交给同乡人陈武,有点杀父用子及屠乡用人的味道。
 
  说起蜀汉,很多论调,包括最早的嫡系与地方之别,还有荆益之分,甚至于地主集团的利益与冲突。但是从历史的实际经过可知,没有任何益州人马获得胜利,更无荆州集团拢断政局。因为探根究底,就能清楚知道荆州豪族蒯、蔡、庞、黄、习、马、杨等大姓并无某家得势,或者益州大姓龙、傅、尹、董等亦无某家擅权,还有南中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及李等某家特别专权,这也包括诸葛一族仍无权倾朝野的影响。个人色彩若大于宗族派系,实际上就是没有集团党争,而是个人特例。故凌云雕龙乃称蜀汉若要分派,只有孔明派与非孔明派,服从孔明领导就是升官任职,违法犯纪不从孔明规矩就是罢官放逐,而孔明以法治蜀,后来蒋琬、费袆等人萧规曹随,亦被认为带有孔明颜色,这正是蜀相用人的初衷,中央集权只要有守法的声音,不需要违法的分权抗拒。
 
  江东向士族妥协,孙权老是放不开手脚,中央权力被地方军阀瓜分后,偏安之势,俨然成形。曹魏更不用提,曹操出身寒族(引陈大师云)最后被权臣司马一族所把持,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处理不佳。反道是蜀汉刘备及孔明虽以外来政权入主,但是治理斐然有成,几乎没有当地土人严重抗议以致动摇国本,从魏蜀吴三国之中,蜀汉叛乱政变最少,即可得证。
 
  两汉置设太学以培养人才,业毕而出为郎吏,任职于政府。孔明是三国之中惟一设立「参署」而集思广益,使众人意见得以表达,亦可视为智囊中心。相反的,曹操与孙权大起校事,对群臣监督察巡,收搜各种情报,用来罗织入罪或夷诛流放,但蜀汉却没有特务监督群臣。因此三国何者擢升人才,何者抑制人才,一目了然。
 
  最后是大国有泱泱风范,小国有巧妇治炊,完全不同。孙权在长江沿岸设督,又于各地广置吏户,但是山越叛乱却是此起彼落,连大将军、太宰等高官都要用兵平叛,甚至连亡国前一年还有叛军攻入首都,可见江东吏治完全不得民心,最后晋军斩首行动吞吴,行军长江千里,如遇无人之地,东吴军民连象样的抵抗都无,好像就等着投降。曹魏以新设都督制加重地方兵权,或都督一州、或都督二州、或都督数州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结果带来各地兵变,著名的淮南三叛,正是地方尾大不掉的缺点。蜀汉虽只益州一州,但是势力范围却东有三巴、北有汉中以及南有南中,若真要依汉制州郡的话,蜀汉其实可分四部分,即益州、巴郡、汉中郡、南中诸郡,但是没有必要,大国才有分区而治的需要,小国直接统治都不嫌鞭长莫及。配合刘备、刘禅强化治蜀影响,从成都任免地方官吏,不复江东地方父子世袭,亦无中原势族对中央政府的明争暗斗。
 
  因为蜀汉天生小国寡民,若按曹魏大国设州分权,就会产生分权式的分裂,从李严欲割五郡而为巴州刺史,便可知道万一得逞,蜀汉就会被各郡太守或刺史所割据,宛如东汉末年的各州州牧或刺史。如果不是兖州州牧曹操、荆州州牧刘表、徐州州牧陶谦、益州州牧刘焉及冀州州牧袁绍等人拥兵自重,东汉不会因地方强大而灭亡。再说孙权与士族门阀的妥协,采用世兵制却使国家无兵可用,地方拥兵代代世袭,几代以后早不复对中央效忠,是以晋军吞吴,却只有二、三万吴兵出动(丞相张悌领三万兵),但是吴亡时,王浚点兵东吴全境,却计有兵卒二十三万,表示其中有二十万兵未参战。东吴也犯下与东汉的同样错误,地方过于强大,中央形同弱小,地方若不战,中央便亡国。
 
  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但是要任由派系来左右,还是主动控制派系,则事在人为。曹操与孙权选择与派系妥协,故有士寒之争及二宫之争的冲突;刘备及孔明以个人魅力主导派系,因此徐州时的丹扬兵与豪族之争、荆州时的亲曹与抗曹之争、益州时的荆益之争等,均被政治手腕巧妙地陟罚臧否,从此失去声音,等到留给刘禅的王国,已无丹扬、豪族、亲曹、抗曹、荆州派、益州派或地主阶级的干扰。
 
  「致人而不致于人」,与受制而看人脸色,就在主动与被动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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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6 0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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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尉

诸葛亮对于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纳言》

如何才能行“纳言之政”?他认为要做到两点:

其一,即“视微行、听细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

其二,即”多闻“:

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视听》

以德才兼备的标准衡量人才,是诸葛亮用人的首要特点。衡量人才的标准从理论上说有三个,唯德是用、唯才是举、德才兼备。事实上,在三国中从来没有见过只问德行、不问才干的,公然主张唯才是举的也有,那就是曹操。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与曹操的唯才是举,在一般人看来截然不同,但二者其实同中有异。

用人先求其忠,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也好,曹操的唯才是举也罢,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曹操本身并非汉室忠臣,因此对部下忠的要求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也不便像诸葛亮那样公然提倡部下尽忠,只能用杀戮、高压、权术来驱使部下为其效力。诸葛亮则不同,他本身就以兴复汉室、攘除奸凶为己任,他不但自己对蜀汉尽忠职守,同时更大力提倡以忠作为衡量人才之德的主要标准,从而使德才兼备的标准更有感染力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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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6 20: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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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

 亮选才之法,由蜀当时的情形而定。
 人才缺乏不说,若选中之才反覆无常,不服法度,以蜀之国力,是经不起动乱的,则必为他国所乘。 故蜀不像吴魏二国,有政治动荡或高官专权。 其功当在亮之选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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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8 08: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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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高士

  蜀汉用人善良,东吴寡恩无情,曹魏则居其中。
 
  开国功臣及后代皆能善用,蜀汉政治清明;东吴常有杀父用子(如杀陆康事),或用子杀父(如陆逊事),人家资本主义是富不过三代,东吴却是人不用二代;曹魏刚开始用人不问德行,后来却九品中正讲究门第。
 
  因此若有背景、靠关系,最好去曹魏,但是常常政变兵祸,要多加小心;最好不要去东吴,不是子孙永不录用,就是杀父用子;至于蜀汉,平民都能升到高官,如关羽、张飞、赵云或者其它平民百姓,皆封官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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