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竟
2002年05月19日, 20:58
二:
初二那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我临小学毕业时爸爸又提了副院长。他们俩在大学里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我通过各种渠道听过无数遍，讲的人无不啧啧称赞、羡慕，毕竟那个时代自由恋爱终成眷属的为数不多。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地方，他们俩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
他们每个周末都到舞厅去跳舞，而在我们这儿，舞厅是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才去的地方，不管放什么曲子，他们都只管群魔乱舞一通，装作无意地往姑娘身上碰。所以我的父母置身其中就显得很不一样，放什么曲子跳什么舞，分得很清楚。他们跳到哪儿，那些群魔乱舞的小青年就会自动闪开一条道。
有时候他们去早了，舞厅还没有开门，他们就在舞厅门口的空地上随着远处广播里的音乐翩翩起舞，吸引来一圈人围观。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表情也很奇怪，说鄙夷还带着几分向往。女人总是一推男人：“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这样跳！”
男人也不示弱：“你能跳你跳呀，我又没拉着你！”
爸爸妈妈完全沉浸在舞蹈中，这些话他们听不到，听到了也只是彼此相视一笑。
有时他们也表示要教那些围观的人，但那些人总显出避犹不及的神气，连连摆手：“这玩意儿，跳不好！”
我们家也是表里如一得整洁。所有的家具都擦得光可鉴人，所有的餐具都散发着医院里消毒水的味儿，壁柜里整齐地放着爸爸妈妈历年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每个房间里都挂有病人送的匾，上面无一例外地写有“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的字样。
妈妈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医学知识都用在调理我们家的生活起居上：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里都摆放着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据说这是为了保证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氧气；一三五吃什么，二四六吃什么，怎么才能保证饮食既有营养，又不致造成营养过剩，她有一套严密而不可动摇的理论。如果我抱怨她做的饭不好吃，她就会告诉我味道不重要，营养和卫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我和同学在外面的小吃店解了谗，回来总要面对她神情紧张的盘问：在哪吃的，吃的什么，卫生不卫生，要不要吃几片消炎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爸爸,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小孩子谗了，在外面吃个零嘴还不太正常了吗？要是这样吃上一次就得上肝炎了，那人还不都死光了？妈妈也不甘示弱：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任何疾病都会对她的发育造成很大影响，万一吃出个什么毛病你负责得了啊？这时候，爸爸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他们似乎在争相表白自己爱我更多一些。
睡觉前躺在床上，我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一不小心突然死去，比如被车撞了，或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爸爸妈妈会是多么得悲痛欲绝、寸肠欲断，想着想着我被自己感动得流下了泪水，然后在唏嘘中渐渐睡去。
在这样平淡清浅的幸福中，命运的转折来得让人那么猝不及防。
有一天，老师生病，我们提前放学，我又忘了带钥匙，就去医院找爸爸。
院长办公室门没锁。
我走进来，他不在，衣服在椅子背上搭着，看来是没走远。坐在沙发上等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书桌没有锁，钥匙还插在上面，不由心头一阵暗喜。
爸爸不让我动他的抽屉，但我总是偷偷地翻，每次都能从里面翻出几个漂亮的小夹子，或是一盒新圆珠笔芯，爸爸注意不到，但拿到学校分给同学们，他们总是很高兴。
拉开抽屉，我看到一件新的红毛衣，旁边还有一封信，一看地址就知道是上海的姑姑写来的，我打开信读了起来。在很多想念的话之后，她说：天渐渐冷了，给未未买了一件毛衣寄去，这么多年没见，不知她长高了没有…….
我迫不及待地把毛衣在身上比量着。
兔毛的毛衣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领口、袖口都有闪亮的流苏，胸口还有一朵精致的胸花，我没见过学校有人穿这样的毛衣，我肯定是头一个，可惜有点大了，但这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爸爸的脚步声，我忙把毛衣原样收好。
一直到拿到钥匙回到家，我的心还沉浸在对姑姑的感激和要穿新衣服的喜悦中。
我以为爸爸回家时一定会把毛衣带回来，但是没有。
他肯定是忘了，我安慰自己。
但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
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了。
到吃晚饭时，我说：“我想再买一件毛衣。”
“还要什么毛衣？你不是有好几件吗？”妈妈说。
“那几件都不好看了。我看同学有的穿一种兔毛毛衣，红色的，前面还带一朵胸花，可好看了！”我借势说。
“你那几件毛衣都是去年刚买的，怎么就不好看了！”
接着，妈妈就开始唠叨我长得快，刚买的衣服眨眼就不能穿了，下面也没有谁能捡，就这还老要买新衣服，有个穿着不就行了。
奇怪的是爸爸始终一声不吭。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又溜到医院去找爸爸，想再看看我的毛衣。
在楼道里，迎面碰上了马琴。
她是儿科的医生，刚从医专毕业分过来。我经常听妈妈和别的女大夫议论起她，说她能笑，笑声尖利刺耳，全楼都能听到，而且发音和节奏都严格对照书上的：“哈哈哈，哈哈哈，.…..”就因为不知道是谁说过一句她长得象翁美玲，这以后她笑起来就使劲咧着嘴，好让别人都看到她那一对虎牙。她还特别能招引男大夫，他们叫她马头琴，还说要学一学弹这个琴，她也不气不恼，顶多挥舞着小拳头在他们身上一顿轻捶，捶得那些男大夫都乐得合不拢嘴。
“缺心眼儿！”
“她才不缺心眼儿呢，她那是卖浪！”
议论到最后，她们总会这么说。
我也不太喜欢她，但我不喜欢她的原因是她不象医院别的大夫那样喜欢我，经常对我不理不睬，所以我对她也装做视而不见。
但今天当她迎面向我走来时，却不由得我不盯着她看，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毛衣。
她把红毛衣的领子翻在白大褂的外面，非常醒目。她的白大褂似乎比别人的要小一些，一朵精致的胸花仿佛不堪重压从白大褂的领口挤了出来，高高地挂在圆滚滚的胸脯上，使我准确无误地看出那毛衣和姑姑给我买的那件一模一样。
她似乎并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猛地一甩披肩发，发梢差点打在我的脸上，带过来一阵香味儿，等她走远了，这香味儿又变成了一股淡淡的膻味儿，象羊奶。
我有点懊恼，我的毛衣还没穿呢，就有人已经抢先出了风头。更令人懊恼的是，她穿着明显比我合适，我穿上光袖子就长了一大截，这样我再穿时，肯定就不会有人说好看了。
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爸爸。我快步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直接开口向他要我的毛衣。
然而办公室没有人，旁边科室的人告诉我他出去了。刚走。
晚饭已经快凉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妈说：“咱们先吃吧，不等他了。”
爸爸经常被人临时叫去看各种疑难杂症，我和妈妈早已对他的晚归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回来。
接下来这一天，医院里也没有他，很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到办公室找他，都失望而归。
和他同时失踪的还有马琴，那个自以为长得象翁美玲的儿科医生。
第三天，还是没有人影。
人们当然也去马琴家了解情况了。第一次去，她的父母听说一夜未归的女儿也没有去单位上班，无异于五雷轰顶，她的妈妈甚至当场哭了起来。第二次去时，他们还是做出担心的样子，但这对善良的老人并不擅长演戏，有人观察到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担心了，有的只是难言的苦闷与落寞。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但没有人傻到去报警。整个医院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人人都是兴奋的，人人都觉得不该有这种兴奋，但在彼此的试探中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兴奋，并证实了自己的兴奋，于是在医院日常的忙碌的表象下汇集成了一股股兴奋的暗流，但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又小心地控制着不让它奔涌而出。
当然没有人与我交流这些调查与分析。
我认为爸爸只是临时有事出趟门没来得及和家里打招呼，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那时候我就可以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遗憾要晚些天才能穿上我的新毛衣了。
我还想象着爸爸回来时的情景，他会耐心地向我和妈妈解释为什么一直没和家里联系，他还会象以前每次出差回来时一样抱住我，问我想爸爸没？
我当然会说想了。
哪儿想？鼻子想，眼睛想还是嘴巴想？
小时侯我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设问，预设的答案里没有一个会想的，但我知道我告诉他哪儿想，他便会用胡子茬扎哪儿。 我不想让他扎我，于是便告诉他：牙想。
哪颗牙想？
我便随手一指：这颗。
结果爸爸就做满屋找小锤状，声称要敲掉那一颗想他的牙齿，下次出差时揣在兜里，我就不会想他了。
这已经成了爸爸每次出差回来时我们之间的一个固定节目，他的乐此不疲让我每次都装着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硬着头皮陪他玩儿。
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只是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妈妈失魂落魄的样子。她现在不去医院上班，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守着电话，我弄出的任何一点动静都能使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去按电话，相反，我跟她说话她却象是听不见。她似乎忘了给我做饭，我给她做了饭端过去，到晚上回来饭还放在那儿。而我也乐得在外面小吃店乱吃，馄饨、凉皮、肉夹馍，顿顿都有新花样。回到家，妈妈也不问我吃饭没有。
那是爸爸离家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对坐在窗台边发呆的妈妈说：“我去上学了，早饭我在外面吃了，你也弄点东西吃吧。”看她没有反应，便转身要走。妈妈一把拉住了我，她看着我的眼睛，清晰而缓慢地说：“我想应该让你知道，你爸他不会回来了。”
她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但还在故做镇静：“你怎么知道？”
“他昨天打过电话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了？”我还不死心。
“他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叫马琴的浪女人。”
妈妈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看我的反应，看我好象没有什么反应，她就接着说下去。
“他说咱们的生活太‘对’了，他厌倦了这种太‘对’的生活。‘对’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羡慕咱家呀！他要不喜欢‘对’，他可以跟我说呀，我不让它‘对’，我让它‘错’还不行，‘错’谁还不会呀……”
妈妈越说越象是自言自语，最后竟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咧了几下嘴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小时侯被爸爸妈妈带到剧院看话剧，台上是红男绿女一惊一乍夸张的表演，我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争吵、愤怒，但当我看到黑暗中所有的观众都在哭泣、流泪时，我也开始大哭。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种可怕因为超乎我的理解之上而被无限地夸大。
我是被吓哭的。
现在也一样。
这突如袭来的转折因为太重大，所以象一个蹩脚的哗众取宠的剧本无法使我真正进入剧情,我不知道如此重大的转折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大的哭声掩饰着我对未知的灾难的恐惧。
我的脑子象倒带一样快速搜索着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是在我拐弯抹角要毛衣的那顿晚饭上，妈妈唠叨我长得太快，可是爸爸一声不吭。他那时就已经决定要走了吗？他有没有因此在我撅着嘴抱怨时多看我们两眼？
妈妈没有说那个女人是谁，但我想我知道。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惹的祸。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件毛衣，可爸爸并不知道，他把它按原计划送给了那个女人，在那顿晚饭上，他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毛衣，可当他试图向那个女人要回时，她不给他，不仅如此，她还要把它以最醒目的方式穿出来。她要的就是这个。
在我没有带钥匙，闯入没锁的院长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我并不知道自己正象一个冒失的趁导演转身而没按出场次序闯入镜头的演员，导致的后果是整场戏的穿帮。绿色植物、获奖证书、写有“妙手回春”字样的镜匾都是这出戏里廉价但精心搭设的道具，共同强化着一个幸福家庭的概念。在男主角拂袖而去之后，它们就和女主角面面相觑地落寞着。
我害怕它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要向它们隐瞒真相，我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我分明已经看到它们正饱蘸着黑色的毒汁向我扑来。
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妈妈和楼下职高校长的老婆在小声说话。
“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职高校长老婆的声音。
“那个浪女人去年才分过来，顶多也就一年吧！”妈妈啜泣的声音。
“那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
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我希望听到妈妈否认，可她只是哭着说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发生关系。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柳青神情严肃地说有点事她认为有必要让我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男女、怀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妈妈总是讳莫如深地笑着告诉我小孩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或从树上掉下来的。
我当然不会相信，我怎么就没见过小孩从树上掉下来？她每次自相矛盾的回答似乎也不打算让我相信。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无从搞清楚。
有一次大人都在等着看很晚才开始的《雷雨》，说是这一集小孩儿就要生了。
就因为这句话，无论他们怎么哄我，我也不去睡觉，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
苦撑苦等到后来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帘子里一声啼哭，小孩儿就抱出来了。
柳青讲述的口气极其庄重，生怕我因此看不起她。
但她的话还是让我极其震惊，我甚至认为她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故意把能想到的最羞于启齿的地方往一块儿说。
那该是多么丑陋的一幅画面呀！谁没事儿非要那样呀！那还不难受死了！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家里堆满书架的医学书籍里翻到一本彩绘的人体解剖图，虽然那些解说言辞闪烁、语焉不详，但结合柳青讲的，我隐隐又绝望地意识到她说的大概是对的。
那些手绘的器官奇丑无比，触目惊心，以至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怀疑原来看到的不是真的，于是就乘爸妈不在又翻出来看看。
有一次看完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从哪本书后面拿出来的，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把所有的书都给搬下来重新排了个队。
这之后，我常常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婚礼上的新娘，把鄙夷的目光投向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很难相信哪怕是看上去最木讷老实的一个人都是一次那样的结果，他们让我吃惊地发现那么丑恶的事竟然离我这样近，与我的生活这样息息相关。
他们坦然地说笑、买菜，似乎一点不为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感到羞耻。
如果结婚就要那样，我情愿不结婚。
我是想和班上最帅的男生在一起，但那也只是在湖边散散步，也许还会拉拉手，想到接吻已经要晕过去了。
回家我就冷眼观察爸爸妈妈，他们竟然都做过那样的事了，还能这样若无其事。
而爸爸竟然和那个马琴也做过了！
那个红毛衣紧裹着的散发着羊奶膻味儿的身体……
爸爸一直带着那股气味儿从容地生活在我和妈妈的旁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在他用胡子扎我的时候，我怎么就没闻出来异样呢？
我趴在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妈妈。边哭边狠狠地擦被爸爸亲过的脸，脸被擦得生疼，我也越哭越伤心，索性哇哇大哭起来。
我睡梦中突然的大哭使那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私奔，和常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的性交、骚x、姘妇这些词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散发着浓烈的动物皮毛里的肾上腺气味，我无法把它和我的穿着洁白的衬衣、口腔里总留有一股留兰香气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但周围的议论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一定要共同强化我接受这个结合。
强化的结果是我怕听到这个词。
但似乎越不愿听到的词，耳朵就越是敏于捕捉，常常是我先听到这个词，然后才注意到周围有人在说话。他们还会假意上前，扯东扯西，最后总是无意地问：“你爸爸在家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妈妈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人这样问我，她教我的答案是：我爸爸死了。可每次即将出口时，我都仿佛看到爸爸正带着温暖的微笑看着我，我为自己就要诅咒他感到罪恶，慌乱中回答到一半我的答案就变成：我不知道。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的不知所措，继续追问：“那你想他吗？”
是的，我想他吗？
我似乎一直在回避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会突然窘迫地掉头。
我为自己情不自禁地想他感到羞耻。
半年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嗫嚅了半天，才说清楚了来意，原来他们是来拆电话的。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新的院长提拔上来了，级别够了，当然就要装电话，而院里总共有几部电话是有明确的指标限制的…….妈妈没有等他们说完,就平静地指了指墙角的电话:拆吧。
在我们这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只有副科级以上家里才有资格装电话，电话费自然也是公家付，所以有电话无言中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放学时，同学间互说“给我打电话”时声音也是格外得大。常常，妈妈和楼下的职高校长太太在电话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们抱着话筒在各自家里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电视剧，不时地在电话上交流几句对剧中人物的看法，看到好玩处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两个人走后，妈妈开始收拾屋子里和爸爸有关的一切东西。从影集里的照片到柜子里的衣服。
她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她的平静让我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
散落了一地的照片上，爸爸以各种姿势笑着。其中有一张是爸爸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照的。我大概两三岁，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模糊地记得那次是他要带我到照相馆照相，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了他再上车，结果是我乖乖地坐着，手牢牢地抓着车座前的铁杆，他在上车时却把我忘了，习惯性地从后面抬脚上车，一脚把我给掀下去了。
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哇哇大哭。
因为我认为我是乖的，忽略了我是他的错。
他当时是那样得惊慌失措，连连向我赔不是，还打自己的脸，说爸爸是个混蛋，又给我买来了糖葫芦，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
这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现在我突然又找到了那种委屈的感觉，他害怕私情败露仓皇而逃，没有带上我任何一颗想他的牙齿。
但这次我没有哭。
哭是对身边那个人的反应十拿九稳时的一种示威，当你想向他示威的那个人根本听不到时，就连哭也懒得哭了。
妈妈把堆了一地的东西打包装好，然后她直起身来对我说：你以后跟我姓，姓辛。
当十四岁的我在作业本上写下“辛未未”三个字时，我发现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是那么得上口，好象它们本来就是一套，而以前那个姓只是一场误会，一段弯路。我意识到从此那个我叫爸爸的男人是真的走出我的生活了，就连他给我修过的文具盒也赶在前两天又坏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段感情的折戟沉沙，死无对证。
初二那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我临小学毕业时爸爸又提了副院长。他们俩在大学里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我通过各种渠道听过无数遍，讲的人无不啧啧称赞、羡慕，毕竟那个时代自由恋爱终成眷属的为数不多。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地方，他们俩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
他们每个周末都到舞厅去跳舞，而在我们这儿，舞厅是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才去的地方，不管放什么曲子，他们都只管群魔乱舞一通，装作无意地往姑娘身上碰。所以我的父母置身其中就显得很不一样，放什么曲子跳什么舞，分得很清楚。他们跳到哪儿，那些群魔乱舞的小青年就会自动闪开一条道。
有时候他们去早了，舞厅还没有开门，他们就在舞厅门口的空地上随着远处广播里的音乐翩翩起舞，吸引来一圈人围观。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表情也很奇怪，说鄙夷还带着几分向往。女人总是一推男人：“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这样跳！”
男人也不示弱：“你能跳你跳呀，我又没拉着你！”
爸爸妈妈完全沉浸在舞蹈中，这些话他们听不到，听到了也只是彼此相视一笑。
有时他们也表示要教那些围观的人，但那些人总显出避犹不及的神气，连连摆手：“这玩意儿，跳不好！”
我们家也是表里如一得整洁。所有的家具都擦得光可鉴人，所有的餐具都散发着医院里消毒水的味儿，壁柜里整齐地放着爸爸妈妈历年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每个房间里都挂有病人送的匾，上面无一例外地写有“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的字样。
妈妈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医学知识都用在调理我们家的生活起居上：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里都摆放着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据说这是为了保证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氧气；一三五吃什么，二四六吃什么，怎么才能保证饮食既有营养，又不致造成营养过剩，她有一套严密而不可动摇的理论。如果我抱怨她做的饭不好吃，她就会告诉我味道不重要，营养和卫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我和同学在外面的小吃店解了谗，回来总要面对她神情紧张的盘问：在哪吃的，吃的什么，卫生不卫生，要不要吃几片消炎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爸爸,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小孩子谗了，在外面吃个零嘴还不太正常了吗？要是这样吃上一次就得上肝炎了，那人还不都死光了？妈妈也不甘示弱：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任何疾病都会对她的发育造成很大影响，万一吃出个什么毛病你负责得了啊？这时候，爸爸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他们似乎在争相表白自己爱我更多一些。
睡觉前躺在床上，我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一不小心突然死去，比如被车撞了，或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爸爸妈妈会是多么得悲痛欲绝、寸肠欲断，想着想着我被自己感动得流下了泪水，然后在唏嘘中渐渐睡去。
在这样平淡清浅的幸福中，命运的转折来得让人那么猝不及防。
有一天，老师生病，我们提前放学，我又忘了带钥匙，就去医院找爸爸。
院长办公室门没锁。
我走进来，他不在，衣服在椅子背上搭着，看来是没走远。坐在沙发上等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书桌没有锁，钥匙还插在上面，不由心头一阵暗喜。
爸爸不让我动他的抽屉，但我总是偷偷地翻，每次都能从里面翻出几个漂亮的小夹子，或是一盒新圆珠笔芯，爸爸注意不到，但拿到学校分给同学们，他们总是很高兴。
拉开抽屉，我看到一件新的红毛衣，旁边还有一封信，一看地址就知道是上海的姑姑写来的，我打开信读了起来。在很多想念的话之后，她说：天渐渐冷了，给未未买了一件毛衣寄去，这么多年没见，不知她长高了没有…….
我迫不及待地把毛衣在身上比量着。
兔毛的毛衣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领口、袖口都有闪亮的流苏，胸口还有一朵精致的胸花，我没见过学校有人穿这样的毛衣，我肯定是头一个，可惜有点大了，但这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爸爸的脚步声，我忙把毛衣原样收好。
一直到拿到钥匙回到家，我的心还沉浸在对姑姑的感激和要穿新衣服的喜悦中。
我以为爸爸回家时一定会把毛衣带回来，但是没有。
他肯定是忘了，我安慰自己。
但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
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了。
到吃晚饭时，我说：“我想再买一件毛衣。”
“还要什么毛衣？你不是有好几件吗？”妈妈说。
“那几件都不好看了。我看同学有的穿一种兔毛毛衣，红色的，前面还带一朵胸花，可好看了！”我借势说。
“你那几件毛衣都是去年刚买的，怎么就不好看了！”
接着，妈妈就开始唠叨我长得快，刚买的衣服眨眼就不能穿了，下面也没有谁能捡，就这还老要买新衣服，有个穿着不就行了。
奇怪的是爸爸始终一声不吭。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又溜到医院去找爸爸，想再看看我的毛衣。
在楼道里，迎面碰上了马琴。
她是儿科的医生，刚从医专毕业分过来。我经常听妈妈和别的女大夫议论起她，说她能笑，笑声尖利刺耳，全楼都能听到，而且发音和节奏都严格对照书上的：“哈哈哈，哈哈哈，.…..”就因为不知道是谁说过一句她长得象翁美玲，这以后她笑起来就使劲咧着嘴，好让别人都看到她那一对虎牙。她还特别能招引男大夫，他们叫她马头琴，还说要学一学弹这个琴，她也不气不恼，顶多挥舞着小拳头在他们身上一顿轻捶，捶得那些男大夫都乐得合不拢嘴。
“缺心眼儿！”
“她才不缺心眼儿呢，她那是卖浪！”
议论到最后，她们总会这么说。
我也不太喜欢她，但我不喜欢她的原因是她不象医院别的大夫那样喜欢我，经常对我不理不睬，所以我对她也装做视而不见。
但今天当她迎面向我走来时，却不由得我不盯着她看，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毛衣。
她把红毛衣的领子翻在白大褂的外面，非常醒目。她的白大褂似乎比别人的要小一些，一朵精致的胸花仿佛不堪重压从白大褂的领口挤了出来，高高地挂在圆滚滚的胸脯上，使我准确无误地看出那毛衣和姑姑给我买的那件一模一样。
她似乎并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猛地一甩披肩发，发梢差点打在我的脸上，带过来一阵香味儿，等她走远了，这香味儿又变成了一股淡淡的膻味儿，象羊奶。
我有点懊恼，我的毛衣还没穿呢，就有人已经抢先出了风头。更令人懊恼的是，她穿着明显比我合适，我穿上光袖子就长了一大截，这样我再穿时，肯定就不会有人说好看了。
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爸爸。我快步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直接开口向他要我的毛衣。
然而办公室没有人，旁边科室的人告诉我他出去了。刚走。
晚饭已经快凉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妈说：“咱们先吃吧，不等他了。”
爸爸经常被人临时叫去看各种疑难杂症，我和妈妈早已对他的晚归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回来。
接下来这一天，医院里也没有他，很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到办公室找他，都失望而归。
和他同时失踪的还有马琴，那个自以为长得象翁美玲的儿科医生。
第三天，还是没有人影。
人们当然也去马琴家了解情况了。第一次去，她的父母听说一夜未归的女儿也没有去单位上班，无异于五雷轰顶，她的妈妈甚至当场哭了起来。第二次去时，他们还是做出担心的样子，但这对善良的老人并不擅长演戏，有人观察到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担心了，有的只是难言的苦闷与落寞。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但没有人傻到去报警。整个医院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人人都是兴奋的，人人都觉得不该有这种兴奋，但在彼此的试探中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兴奋，并证实了自己的兴奋，于是在医院日常的忙碌的表象下汇集成了一股股兴奋的暗流，但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又小心地控制着不让它奔涌而出。
当然没有人与我交流这些调查与分析。
我认为爸爸只是临时有事出趟门没来得及和家里打招呼，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那时候我就可以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遗憾要晚些天才能穿上我的新毛衣了。
我还想象着爸爸回来时的情景，他会耐心地向我和妈妈解释为什么一直没和家里联系，他还会象以前每次出差回来时一样抱住我，问我想爸爸没？
我当然会说想了。
哪儿想？鼻子想，眼睛想还是嘴巴想？
小时侯我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设问，预设的答案里没有一个会想的，但我知道我告诉他哪儿想，他便会用胡子茬扎哪儿。 我不想让他扎我，于是便告诉他：牙想。
哪颗牙想？
我便随手一指：这颗。
结果爸爸就做满屋找小锤状，声称要敲掉那一颗想他的牙齿，下次出差时揣在兜里，我就不会想他了。
这已经成了爸爸每次出差回来时我们之间的一个固定节目，他的乐此不疲让我每次都装着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硬着头皮陪他玩儿。
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只是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妈妈失魂落魄的样子。她现在不去医院上班，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守着电话，我弄出的任何一点动静都能使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去按电话，相反，我跟她说话她却象是听不见。她似乎忘了给我做饭，我给她做了饭端过去，到晚上回来饭还放在那儿。而我也乐得在外面小吃店乱吃，馄饨、凉皮、肉夹馍，顿顿都有新花样。回到家，妈妈也不问我吃饭没有。
那是爸爸离家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对坐在窗台边发呆的妈妈说：“我去上学了，早饭我在外面吃了，你也弄点东西吃吧。”看她没有反应，便转身要走。妈妈一把拉住了我，她看着我的眼睛，清晰而缓慢地说：“我想应该让你知道，你爸他不会回来了。”
她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但还在故做镇静：“你怎么知道？”
“他昨天打过电话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了？”我还不死心。
“他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叫马琴的浪女人。”
妈妈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看我的反应，看我好象没有什么反应，她就接着说下去。
“他说咱们的生活太‘对’了，他厌倦了这种太‘对’的生活。‘对’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羡慕咱家呀！他要不喜欢‘对’，他可以跟我说呀，我不让它‘对’，我让它‘错’还不行，‘错’谁还不会呀……”
妈妈越说越象是自言自语，最后竟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咧了几下嘴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小时侯被爸爸妈妈带到剧院看话剧，台上是红男绿女一惊一乍夸张的表演，我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争吵、愤怒，但当我看到黑暗中所有的观众都在哭泣、流泪时，我也开始大哭。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种可怕因为超乎我的理解之上而被无限地夸大。
我是被吓哭的。
现在也一样。
这突如袭来的转折因为太重大，所以象一个蹩脚的哗众取宠的剧本无法使我真正进入剧情,我不知道如此重大的转折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大的哭声掩饰着我对未知的灾难的恐惧。
我的脑子象倒带一样快速搜索着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是在我拐弯抹角要毛衣的那顿晚饭上，妈妈唠叨我长得太快，可是爸爸一声不吭。他那时就已经决定要走了吗？他有没有因此在我撅着嘴抱怨时多看我们两眼？
妈妈没有说那个女人是谁，但我想我知道。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惹的祸。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件毛衣，可爸爸并不知道，他把它按原计划送给了那个女人，在那顿晚饭上，他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毛衣，可当他试图向那个女人要回时，她不给他，不仅如此，她还要把它以最醒目的方式穿出来。她要的就是这个。
在我没有带钥匙，闯入没锁的院长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我并不知道自己正象一个冒失的趁导演转身而没按出场次序闯入镜头的演员，导致的后果是整场戏的穿帮。绿色植物、获奖证书、写有“妙手回春”字样的镜匾都是这出戏里廉价但精心搭设的道具，共同强化着一个幸福家庭的概念。在男主角拂袖而去之后，它们就和女主角面面相觑地落寞着。
我害怕它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要向它们隐瞒真相，我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我分明已经看到它们正饱蘸着黑色的毒汁向我扑来。
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妈妈和楼下职高校长的老婆在小声说话。
“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职高校长老婆的声音。
“那个浪女人去年才分过来，顶多也就一年吧！”妈妈啜泣的声音。
“那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
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我希望听到妈妈否认，可她只是哭着说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发生关系。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柳青神情严肃地说有点事她认为有必要让我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男女、怀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妈妈总是讳莫如深地笑着告诉我小孩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或从树上掉下来的。
我当然不会相信，我怎么就没见过小孩从树上掉下来？她每次自相矛盾的回答似乎也不打算让我相信。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无从搞清楚。
有一次大人都在等着看很晚才开始的《雷雨》，说是这一集小孩儿就要生了。
就因为这句话，无论他们怎么哄我，我也不去睡觉，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
苦撑苦等到后来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帘子里一声啼哭，小孩儿就抱出来了。
柳青讲述的口气极其庄重，生怕我因此看不起她。
但她的话还是让我极其震惊，我甚至认为她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故意把能想到的最羞于启齿的地方往一块儿说。
那该是多么丑陋的一幅画面呀！谁没事儿非要那样呀！那还不难受死了！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家里堆满书架的医学书籍里翻到一本彩绘的人体解剖图，虽然那些解说言辞闪烁、语焉不详，但结合柳青讲的，我隐隐又绝望地意识到她说的大概是对的。
那些手绘的器官奇丑无比，触目惊心，以至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怀疑原来看到的不是真的，于是就乘爸妈不在又翻出来看看。
有一次看完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从哪本书后面拿出来的，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把所有的书都给搬下来重新排了个队。
这之后，我常常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婚礼上的新娘，把鄙夷的目光投向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很难相信哪怕是看上去最木讷老实的一个人都是一次那样的结果，他们让我吃惊地发现那么丑恶的事竟然离我这样近，与我的生活这样息息相关。
他们坦然地说笑、买菜，似乎一点不为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感到羞耻。
如果结婚就要那样，我情愿不结婚。
我是想和班上最帅的男生在一起，但那也只是在湖边散散步，也许还会拉拉手，想到接吻已经要晕过去了。
回家我就冷眼观察爸爸妈妈，他们竟然都做过那样的事了，还能这样若无其事。
而爸爸竟然和那个马琴也做过了！
那个红毛衣紧裹着的散发着羊奶膻味儿的身体……
爸爸一直带着那股气味儿从容地生活在我和妈妈的旁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在他用胡子扎我的时候，我怎么就没闻出来异样呢？
我趴在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妈妈。边哭边狠狠地擦被爸爸亲过的脸，脸被擦得生疼，我也越哭越伤心，索性哇哇大哭起来。
我睡梦中突然的大哭使那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私奔，和常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的性交、骚x、姘妇这些词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散发着浓烈的动物皮毛里的肾上腺气味，我无法把它和我的穿着洁白的衬衣、口腔里总留有一股留兰香气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但周围的议论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一定要共同强化我接受这个结合。
强化的结果是我怕听到这个词。
但似乎越不愿听到的词，耳朵就越是敏于捕捉，常常是我先听到这个词，然后才注意到周围有人在说话。他们还会假意上前，扯东扯西，最后总是无意地问：“你爸爸在家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妈妈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人这样问我，她教我的答案是：我爸爸死了。可每次即将出口时，我都仿佛看到爸爸正带着温暖的微笑看着我，我为自己就要诅咒他感到罪恶，慌乱中回答到一半我的答案就变成：我不知道。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的不知所措，继续追问：“那你想他吗？”
是的，我想他吗？
我似乎一直在回避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会突然窘迫地掉头。
我为自己情不自禁地想他感到羞耻。
半年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嗫嚅了半天，才说清楚了来意，原来他们是来拆电话的。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新的院长提拔上来了，级别够了，当然就要装电话，而院里总共有几部电话是有明确的指标限制的…….妈妈没有等他们说完,就平静地指了指墙角的电话:拆吧。
在我们这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只有副科级以上家里才有资格装电话，电话费自然也是公家付，所以有电话无言中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放学时，同学间互说“给我打电话”时声音也是格外得大。常常，妈妈和楼下的职高校长太太在电话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们抱着话筒在各自家里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电视剧，不时地在电话上交流几句对剧中人物的看法，看到好玩处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两个人走后，妈妈开始收拾屋子里和爸爸有关的一切东西。从影集里的照片到柜子里的衣服。
她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她的平静让我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
散落了一地的照片上，爸爸以各种姿势笑着。其中有一张是爸爸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照的。我大概两三岁，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模糊地记得那次是他要带我到照相馆照相，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了他再上车，结果是我乖乖地坐着，手牢牢地抓着车座前的铁杆，他在上车时却把我忘了，习惯性地从后面抬脚上车，一脚把我给掀下去了。
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哇哇大哭。
因为我认为我是乖的，忽略了我是他的错。
他当时是那样得惊慌失措，连连向我赔不是，还打自己的脸，说爸爸是个混蛋，又给我买来了糖葫芦，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
这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现在我突然又找到了那种委屈的感觉，他害怕私情败露仓皇而逃，没有带上我任何一颗想他的牙齿。
但这次我没有哭。
哭是对身边那个人的反应十拿九稳时的一种示威，当你想向他示威的那个人根本听不到时，就连哭也懒得哭了。
妈妈把堆了一地的东西打包装好，然后她直起身来对我说：你以后跟我姓，姓辛。
当十四岁的我在作业本上写下“辛未未”三个字时，我发现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是那么得上口，好象它们本来就是一套，而以前那个姓只是一场误会，一段弯路。我意识到从此那个我叫爸爸的男人是真的走出我的生活了，就连他给我修过的文具盒也赶在前两天又坏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段感情的折戟沉沙，死无对证。